“我不知道，”袁雪芬摇了摇头，拿起书桌上的一把戒尺，轻轻抚摸着，“你瞧，这是以前我爸爸常用的，我虽然没有挨过打，但是看到它时我就觉得手心里会疼。”

“严师出高徒嘛，”南音看了看那戒尺，边缘都包浆了，这打起手板儿来那是特别疼，却一点都不会受伤，不会影响写字儿，“想必你的父亲一定是一位好先生。”

“当然啦，”袁雪芬点头道，“爸爸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他教会了我很多事，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

南音并没有说话，她知道掌门的父亲在几个月前才刚刚去世，而此时掌门提起此事，想必不是为了寻求安慰，不如默默的倾听。

“小的时候，爸爸原是不允许我去学戏的，”袁雪芬小小的咬了一口饼干，“可是当时只有唱戏能够赚到许多钱，有了这些钱，爸妈和妹妹就不会再受苦，我一个人苦一些又有什么关系？”

“在我的坚持之下，爸爸终于不再反对，他只是对我说，‘芬郎，你可以去唱戏，但千万不能随着这个世界的污浊之流而改变，一定要坚守自己的本心，认真演戏，清白做人。’每一个字我都牢记在心中。”

“可是我现在有些不懂了，我到底在坚持些什么呢？”袁雪芬叹了一口气，眼神中似乎有些迷茫。

“班子里的师兄师姐们都劝我不要这么拗，说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做最红的明星，到哪儿都有人捧着，可以赚得比现在多十倍，”袁雪芬轻轻摇了摇头，“那种感觉其实也挺好的不是吗？”

南音此时已经明白了掌门的心事，其实在掌门十四岁那一年，第一次跟随四李春科班到上海演出，便名扬上海滩，师傅对她另眼相看，允许她自己选戏。

当年唱花旦总是需要做一些扭腰提跨，咬手绢抛媚眼等等带有些许x暗示的动作，掌门却坚决不学，整个戏班只有她有此特权可以不唱花旦戏。

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戏曲演员并不像现在这样系统，他们时常只能在街边开戏，或是到各种场所去唱戏，并且十分流行给权贵唱堂会，拜干爹干娘来帮自己站稳脚跟。

掌门却十分抗拒这些应酬，立誓所谓的“过房娘”，“过房爷”一律不拜，堂会不唱，礼物不收，请客不去。

为拒绝应酬，掌门甚至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台下永远只穿蓝灰布衫，十七八岁的名旦打扮得像个中年妇女一般。

她甚至坚持多年不沾荤腥，因为这一习惯让当时的有钱人，大老板十分不喜，他们认为素服素斋冲财气，果然就很少有人再来纠缠掌门了，同时她也就受到了许多不公平的对待。

想必掌门之所以能做到如此，是因为她心中一直谨记着父亲的教诲，可是作为一个花样年华的女孩子，自幼就离家闯荡，又总能见到那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场所，心中会产生迷惘是再正常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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