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1352年），赵普胜等配合天完军攻占太平诸路，继而攻下安徽无为、铜陵、池州、安庆等地，占江西湖口、彭泽一带。

十三年（1353年），天完都城陷落，赵普胜退守巢湖结寨自保，发展有两万余众。

十五年（1355年），天完政权重振于汉阳，遂又投奔徐寿辉。进驻枞阳，再取安庆。陈友谅忌讳赵普胜战功赫赫，又有谣言说赵普胜欲归吴者。

至正十九年（1359年）九月，陈友谅诈以会军为期，将赵普胜邀至安庆，赵普胜不疑有他，如期赴约，陈友谅闻其至，且烧羊出迎，于雁水义登舟见陈友谅，陈友谅以图谋不轨的名义杀赵普胜，挟徐寿辉，移都江州（今江西九江），自立为汉王。

说道这里，那就一定要说说陈友谅。陈友谅出生在渔民家庭，他的父亲就是渔民，而这个职业在当时的朝代是社会的最底层，甚至连种地的农民都不如。

当时的渔民并不住在陆地上，而是住在船上，常年与岸上的村民保持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但这种与世隔绝却并非悠然自得，而是有一个原因。

村民们瞧不起这些渔民。

因为这些渔民常年出海打渔，身上总有挥之不去的鱼腥味儿，甚至连这些农民都厌恶他们，告诉自己家的孩子，不要跟这些渔民家的孩子玩。

而陈友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在周围人鄙视的目光中，陈友谅大部分时间只能待在这条狭小的渔船上，潮湿、腥臭充斥着他的童年时光，阳光和灿烂，从未出现在他的世界里。

别的孩子能自由的玩耍，无忧无虑的游戏，但陈友谅只有和他的鱼虾为伍，和茫茫无际的大海相伴。

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同样都是孩子，同样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人，而生活的差距却如此之大。

周围人的鄙视、官府的欺压、饥寒交迫的生活，这一切一切，都在影响着陈友谅。

从此一颗仇恨的种子在他幼小心灵中生根发芽并逐渐壮大。

从那时候起，陈友谅暗暗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

经过努力，靠着读过一些书，陈友亮终于在县衙里捞到一个职位，成为了一名小吏，但这个职位并没有让他受到想象中的尊重，人们看待他的依旧是白眼和冷嘲热讽。

这并不奇怪，一个县衙里身居高位的只有县太爷那么几个人，身为最底层公务员的他，在那个时代，显得无足轻重。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陈友谅左思右想，在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后，他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只有让自己不断的强大，才能获得所有人的尊重。

当这个念头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当农民起义军的战火烧到了自己家乡的时候，陈友谅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县衙小吏的身份，拿起刀枪，对着曾经给自己发工资的元朝狠狠的砍了下去，没有一丝犹豫。

在当时，元朝将全国人分成四类：最上等的是蒙古人，就是和成吉思汗一起骑马打仗一路杀过来的人及其后代。

二等是色目人，就是当时从西域、欧洲征服来元朝的已加入中国籍的一些外国人及其后裔。

三等是汉人，即最初被蒙古征服的金朝的汉人、契丹、女贞和高丽等民族的人。

最下等的是南人，特指在南方的汉族人和其他各族人，被贱称为“蛮子”。

这四类人的等级差别非常大。一个蒙古人杀掉一个南人，不会判重罪，其惩罚最重的也就是判处当兵出征或罚款。汉、南人犯盗窃罪须在脸上刺字，蒙古、色目人则免刺。

差距明显。

陈友谅看尽了高压政治下的无情杀戮、世态炎凉、官逼民反、民不聊生。

他在县衙当了4年官差，便辞职回到了故乡黄蓬山陈家湾。陈友谅认为元朝气数将尽，于是便开始酝酿起事。

很快，机会来了。

1351年，徐寿辉起兵，建立天完政权，陈友谅投效其将领倪文俊麾下。

在当时，徐寿辉帐下汇集了很多武将，这其中就有号称四大金刚的邹普胜、丁普郎、赵普胜、傅友德，都是一等一的名将。

在这支部队中，大家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有很多都是农民，所以识文断字、有计谋、有胆识的陈友谅，自然得到了倪文俊和徐寿辉的赏识，成为了军中的高级干部。

但在陈友谅的人生信条中，从来没有知恩图报这四个字，憎恨这个时代，让他只信奉权力，只迷信暴力。

他相信，只有拥有天下间最强的武力、最顶级的权力，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他君临天下。

但陈友谅却忘记了一点，暴力从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心，才是事业成功的根基，此后陈友谅的失败，皆据此而生。

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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