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印案上郑士利侃侃而谈，但可惜在当时他的每个意见都踩在老朱的雷点上。

第一，他认为空印账册盖的都是骑缝印，并非是一纸一印，普通人很难拿到，而即便流散出去也干不了什么大事。

第二，部省之间的距离远则六七千，近则三四千里，一次往返近乎一年，先印后书是权宜之计，而且由来已久。

第三，大明律当中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依此治罪恐难以服众。

第四，国家培养一个合格官员很难，能居郡守位的官员都是至少倾十年之功，这些个能臣并非是草芥能割而复生。

只是事与愿违的是，郑士利的这封奏章并没有起到他所期望的效果。

空印案的涉事官员并没有被赦免，不仅如此，盛怒的朱元璋还对他进行了追罪，郑士利因此获罪流放，就连他那刚出狱的哥哥也被一起牵连，追加了个流放。

现代虽然大多用此奏章来质疑空印案是否是冤假错案，但即便是放在古代，这封奏章也称得上是在雷区跳舞。

这封奏章当中，如今现代常被拿起来说的是第二三条，即一个“由来已久”和一个“未尝有空印之律”。

首先说“未尝有空印之律”就有点诡辩的意思了，大明律当中固然没有空印罪，但对如何造册如何用印是有明确规定的，空印本身就是对这些用印条例的违反，说没空印律显然只是托辞。

至于说“由来已久”那更是雷区蹦迪，咱们之前简述明初断言“元失天下以宽”的“宽”是指法度废弛。

这种用元朝法度废弛来为今朝开脱的手段属实是嫌自己命长了，也是生怕老朱不多想：就是合着你还在怀念“我大元”？

但即便如此，最终郑士利也不过只是判了一个流放，而从其兄长是空印案涉事官员都能坐牢坐到刑满释放，就足以看出来空印案在当时并不是那么的谈之色变。

这个结论反倒是会衬的另一个人颇为尴尬，即永乐名臣方孝孺，毕竟前面也说了，方孝孺的老爹方克勤就是因为空印案被诛的。

而事实上，如今所知的大部分有关空印案的内容也是来自于方孝孺。

在方克勤被诛之后，当时的方孝孺恳请恩师宋濂为父亲写墓志铭，并为此提供了《先府君行状》，宋濂以此为基础写了《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铭》。

在墓志铭当中，方克勤清廉正直，在济宁任知府时一件布袍穿了十几年，每日三餐仅佐食一盘素菜，最终离职时被百姓自发作歌“使君勿去，我民父母”挽留，而最终死因则是因为被一个叫程贡的官员诬告贪污。

而众所周知，明初朱元璋是说过“凡有大狱，当面讯，防构陷锻炼之弊”的，当时大案基本上都是亲自面讯。

所以方克勤空印案这事儿，要么是一个好官员在朱元璋面前含冤而死，要么是一个好儿子为父亲曲笔太多。

孰是孰非这里就不说了也说不明白，另外还有个有意思的就是方孝孺还有两个同乡，于空印案当年上书，后来两人结局都不太好，于是专门给两位同乡记录生平，名为《叶郑传》。

也是因此，后来清修明史时将郑士利和方克勤都单独立传。

不过相较而言，UP主更佩服的是《叶郑传》的这个叶，即洪武九年因星象上书而死的叶伯巨。

叶伯巨在洪武九年的奏章里要表达的意思相当明确，主要批评就三件事：

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

不同于郑士利的东拉西扯，叶伯巨写的至少算考证详实，可惜朱元璋的回答只有一句：

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

这件事用现代的批评话说就是以天下为私产，小农意识暴露无遗。

最终叶伯巨被抓来时候恰逢朱元璋心情好才没当箭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