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有过这么强烈的孤独感。

我才只有22岁，母亲死了，妹妹也死了，最好的朋友也死了。

我们中的多数都只是些从18岁到22岁的、涉世未深的年轻人。

然而我们却被抛弃在这荒山野岭中。

饥饿、伤痛，还有寒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威胁。

机上的副驾驶员在生命垂危之际曾喃喃道：“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

库里科是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面100英里的一个小城市。

照此推断，只要越过西面最高的这座山峰，向西就是智利。

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但是，首先要想办法活下去。

进入冬季的安第斯山，绝不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寒冷折磨着我们，高山空气稀薄，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

高山的阳光充满了强烈的紫外线，嘴唇和皮肤都起了泡。

厚厚的积雪让我们举步维艰，稍一走动，雪就没到臀部。

坠机后，队长马塞洛召集未受伤的人组成搜救小队，将几十个被困在机身里的乘客解救出来。

两个学过医的队员罗伯特和古斯塔沃帮着照顾伤员。

有的人伤得很重，一个名叫恩里克的球员被一根6英寸的钢管刺穿腹部。

古斯塔沃替他将钢管从身体里猛拉出来时，连带着拉出了几英寸长的肠子!

但性格坚韧的恩里克不顾自己的伤痛，马上又去帮助其他人。

终年积雪的安第斯山峰，夜晚温度低至零下30℃。

第一夜，5个重伤的幸存者在严寒中死去。

空难幸存者爱德华·斯特劳克回忆起第一夜的经历时说：“我们把所有尸体从机舱拖到外面，这样我们在机舱里就有更多的空间。”

这些幸存者用摔坏的行李和木椅堵住飞机的破洞。

再用雪塞住缝隙处，把飞机座椅上的座套拆卸下来缝合在一起，裹在身上保暖。

晚上所有人挤在一起，脸对着脸睡觉，这样呼出来的热气就可以喷到对面人的脸上。

我们都带有打火机，可以轻易地生起火来，但身边却没有可以燃烧的东西。

我们甚至烧掉了我们所有的纸币———大约7500美元被付之一炬用来取暖。

然而这样也无法阻挡不断有人死去。

在夜晚，飞机残骸外面的温度低至零下30℃，飞机里面的温度也只有零下25℃。

帕拉多说：“我们每个晚上都祈祷明天会有太阳。”

然而，因为无法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苏茜还是在空难发生两天后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在空难发生后的前10天，幸存者都满怀希望。

然而在第10天，收音机里传来消息，搜寻幸存者的行动已经停止。

空难幸存者卡里托斯·帕泽讲述当时的心情：“在被救援的希望破灭之后，留给我们的只剩下漫长的煎熬，希望彻底破灭了。”

此时他们早已吃光了所有的食物，随身携带的巧克力和沙丁鱼罐头已经没有了。

帕拉多回忆说：“有人看着我说，我想把飞行员吃掉。”

这天傍晚，27名幸存者聚集在一起，立下了一个“恐怖协议”——“如果我死了，你可以吃掉我。”

空难发生后第10天，幸存者开始以尸体裹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