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北平青年报就刊登了蔡玲对曹志强的专访，标题就叫《工作才是最高的荣誉，一个文科状元的自我抉择！

看了这篇报道后，曹志强一阵感慨，感觉里面说的那个人，跟自己完全无关。

曾经年少无知，被迫误入歧途，因为母亲亡故，幡然醒悟浪子回头。

然后就是头悬梁锥刺股，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好好学习，顺便还把妹妹照顾的好好的，平时还乐于助人，日行一善，简直就是个活**。

这也就罢了，关键这个活**，参加高考后，明明成绩很好，却不填大学志愿，反而在上面写了一个“好好工作，建设祖国”。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个活**觉得比起上大学，继续安心工作更重要，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用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

他还要用这种事迹告诉大家，年轻人不是只有上大学这一条路，也不是只有上大学才能更好的报效祖国。

只要肯脚踏实地，只要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分内之事，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也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

不过，报纸上这篇文章的主旨，已经跟蔡玲原先的主旨不同了。

报纸上的这篇文章，虽然也有蔡玲的“采访”内容，但在点评方面进行了更改。

整个文章的重点不再是曹志强本人如何优秀，而是曹志强考了全市第一，却放弃上大学的真正目的。

说白了，这篇文章是在告戒年轻人，不要以能不能考上大学，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关键还是脚踏实地，量力而行，要尽早找一份工作，不要整天待业在家，游手好闲。

只要能找一份工作，并且踏实肯干，一样是在建设祖国，一样是在实现个人价值。

很明显，这是用曹志强成了高考状元，却放弃上大学这件事，来引导社会风气。

因为在这一年，由于城市的工作岗位严重不足，却又有大量的下乡青年回城，导致社会上有大量的闲散人员无事可做。

很多年轻人就跟曹志强一样，不上学，也不工作，就在家里以参加高考为名，整天闲在家里，这其实是一种劳动力的极大浪费。

换言之，其实在这个时期，全国的各大城市，就已经出现大量家里蹲了。

比如于媛媛的姐姐于芳芳，就是典型的啃老家里蹲。

只不过于芳芳从没想过用高考当幌子，而是心安理得的啃老，只想着找个条件不错的京城人嫁出去。

当然了，现在的于芳芳，已经不在家里住了，她已经堂而皇之的住进了曹志强给于媛媛买的四合院，跟于媛媛一起住了。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曹志强给于媛媛买的四合院呢，更大更舒服，而且住在那里呢，于媛媛不会整天说她这个姐姐。

相反，住在家里呢，不但地方小，而且还要整天看父母脸色，整天被父母说教，烦也烦死了。

同样道理，正因为社会上有大量的闲散年轻劳动力，却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收容这些年轻人，也导致了社会治安的迅速恶化。

当然了，社会闲散人员的大量出现，虽然工作岗位不足是主要原因，但其实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

加大改革力度，增加服务业的岗位，就是个好办法。

比如蹬三轮，摆地摊，给人跑活儿等等，都是可以的。

或者可以这么说，在国家暂时还没法提供更多正规岗位的时候，让年轻人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找活儿干，不要好逸恶劳，坐等靠要，这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而北平青年报上点评曹志强高考得了文科状元，却不上大学的事情，明显就是在往这上面引导。

这个立意，确实比蔡玲原先那个赞扬曹志强个人，赞扬曹志强发扬风格，主动让出大学名额的内容，要更加高大上一些。

“这分明不是我嘛。”曹志强放下报纸叹口气，“夸的太过了。”

项东方在一旁笑道：“社长，虽然夸的有点过，但也是有事实依据的，毕竟您确实是今年的文科高考状元，而且您也确实放弃了上大学。

既然有这个事实做基础，那让人家吹一吹，借此引导一下社会风气，有什么打紧？”

曹志强点点头：“说的也是，不过我就是怕啊。”

“怕什么？”项东方问。

曹志强再次拿起报纸道：“我怕有些人看了这个报道，得到了启发，真的要把我搞成先进典型，让我到处去作报告，搞演讲，那可就麻烦了。”

确实，这个时期，动不动就喜欢抓典型，作报告。

比如那个步厂长，现在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浙省日报已经用整版篇幅，报道了他的大胆创新事迹。

再过不久，这个步厂长就会一夜成名，全国都开始推广他的事迹，被捧的高高的。

可惜啊，终究因为被捧的太高，被人道德绑架，被领导过高期待，最终上面的命令超出了他的个人能力，加上市场大环境的问题，结果没过多久就资不抵债，从而跌落神坛，成了万人唾弃的对象。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时候，适当出名是可以的，但绝对不能出大名。

一旦出大名，你就不再是你了，而是成了一个符号。

到时候，会有太多人想要利用你，你再也没法自己说了算了。

其实曹志强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有那么点意思了。

不过曹志强的优势在于他太过年轻，并不是真正的厂长，并且他真正入手的行业呢，也不是像衬衫厂这种实体企业，而是出版社、音像公司以及电影厂这种服务性的第三产业。

说的更确切点，步厂长的成功，具备很大的推广性跟复制性，而曹志强的成功，基本不具备推广性。

因为步厂长的成功，是靠打破大锅饭，搞联产计酬制，类似一种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的是管理模式，很具备推广性。

但曹志强的成功，基本就是他个人的成功，纯粹是靠他个人的才华去出书出唱片，并不是改变原先的管理模式，也没有触动老旧的既得利益者。

比如红光机械厂吧，那些明明身体没事儿，却天天请病假不上班的人，也就是所谓泡病假的人，依旧可以每个月按时拿工资，而不是像步厂长搞的那套政策，请病假不上班的人就没工资可拿。

又比如红光机械厂的工人，依旧是拿死工资，干多干少都是一样的钱，而不是步厂长的那套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曹志强却不一样，他的出版社也好，音像公司也罢，其实下面的人数很少，且这些人的存在，基本都是围绕曹志强个人服务的服务人员。

等于说，曹志强依旧是自己凭本事吃饭，他的那些手下，都是给他个人服务打下手的，是依托曹志强存在的附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