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三国时期蜀汉学者、官员。谯周的父亲谯賆，是一位学者，学识宏富，尤善《尚书》，对于诸经及图纬书的造诣也很深，因而在益州颇有名气。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期，州郡政府多次辟请他出仕为官，皆遭拒绝，后不得已，谯岍应州府之召，暂作过一段师友从事的职务。
谯周的幼年时期，谯岍不幸去世，由于家境贫寒，谯周被寄养在舅父的家里，他酷爱读书，家中虽然经济困难，但谯周却从不肯把精力，放到治理产业方面来，整日孜孜不倦地诵读典籍，以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经过多年的苦读，谯周成了博贯古今、精通六经的硕儒，特别是他一手词理渊通的好文章，更引起学人的景仰，但是其口才不佳，虽然为人聪慧，而不善言辞表达，属于性格内向的一类人。
诸葛亮受刘备临终遗命，以丞相兼领益州牧，总揽朝政，在他的治理下，蜀汉的政局渐趋稳定，为了缓和与弥缝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矛盾，其中主要是益州地主集团，与外来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诸葛亮适当地启用当地的知名人士为官。这样谯周以有学识，而被诸葛亮荐举为益州的劝学从事。
诸葛亮病故，大将军蒋琬接替诸葛亮执政，蒋琬提升谯周为典学从事，总管一州学校、生徒的训导、考核和升免等事，这一年，谯周三十三岁。诸葛亮死后，刘禅贪图奢华享受的恶性日渐暴露，他屡次想广修宫室，采择民女，以供玩乐，但由于受到蒋琬、董允等人的强烈抵制，也未尽如意。
蒋琬、董允相继去世，主管朝政的费祎信任陈祗，使用他接替董允的侍中职务，陈祗是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与宦官黄皓互为表里，操弄权柄，对于后主刘禅，陈祗、黄皓阿意顺从，百般迎合，刘禅遂如释重负，肆意胡为起来。于是，他经常外出游逛，并增造后宫，广设伎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谯周对刘禅的荒唐行径，非常反感，这一年，他上疏进行劝谏，谯周以新莽末年的历史为例，说明政权的得失与人心的向背关系极大。他说，王莽败后，群雄扰攘，豪杰蜂起，都想夺得政权，这些人中以更始皇帝刘玄，和公孙述的力量最强，但他们一个个注意的只是快情恣欲，游猎享受，从不知体恤百姓疾苦，关心人民的生活，终因丧失人心，遭到失败。而汉光武帝刘秀从善如流，广纳众谏，注意理冤狱，力节俭，施仁政，遵法度。这些作法深得人心，归附的人越来越多，终于由弱变强，兼并诸雄，成就帝业。谯周希望后主以刘秀为榜样，敬贤任才，力修内政，树立起完成光复汉室，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在上疏中，他还提出了省减乐官、停止兴造的具体建议。刘禅对于谯周的上疏，很不以为然，不仅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疏远了他，这一年，谯周被免去太子家令的职务，改任中散大夫。
费祎死后，蜀汉的政局急转直下，后主更加宠信黄皓，听凭他肆意弄权，败坏政事，朝中的大臣，或与黄皓勾结，狼狈为奸，或受其毁谤，横遭排抑。接替费祎职务的姜维，一则畏怕黄皓的势力，二则急于立功，所以长期居外，连续向曹魏用兵，由于姜维不顾国力，冒然出击，所以一再损兵折将，大败而还，穷兵赎武和政治腐败，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声载道。谯周对此十分不满，他猛烈抨击朝政，并与尚书令陈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受到朝廷的重视，退朝以后，遂采用两人对话的体裁写了一篇讥讽时政的文章《仇国论》。
在文内谯周提出治国的根本，在于养民恤众的主张，他说，周文王以少胜多，是作到了注意养民，勾践以弱胜强，是由于能够恤众。不顾百姓疾苦，不能与民休息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所谓“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他预言，蜀汉“极武赎征”，必然“土崩势生”，如果“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谯周劝告后主，“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射幸数跌，不如审发”。就是说，与其每战必败，不如慎重出击。不久，后主解除了谯周的中散大夫职务，升任为光禄大夫。
掌握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看到蜀汉政权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遂决定出师灭蜀，派钟会率兵十万，由汉中趋剑阁，命邓艾领众三万，自狄道入蜀。几路大军中，邓艾一支首先获得成功，他一路攀木缘崖，冒险而进，渡阴平，陷江油，下绵竹，长趋直入，逼近成都。对于这种危急局面的出现，后主刘禅事先毫无思想准备，黄皓等人愚弄他，屡进鬼巫之说，刘禅真的以为敌人不会来攻，故不作任何防备。待魏兵猝至，百姓迸散，刘禅才慌了手脚，急忙召集群臣会议，商讨对策，由于形势急迫，“不与政事”的谯周也例外地被召参加了会议，群臣商议了许多，意见不能统一。谯周的主张代表了益州地主集团的普遍情绪，他们早已对蜀汉政权失去了希望，认为这一外来政权，给他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从未有过任何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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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解除太子家令职务不久，谯周曾与蜀郡学者杜琼，一起散布过曹魏代汉是天意的言论，后来，谯周屡次在刘备、刘禅的名字上作文章，说什么：“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备矣，当授与人也”《三国志杜琼传》。意思是讲，蜀汉政权的寿命在刘备时代就该结束了，刘禅只有等待被别人消灭的分了，经过谯周的反复劝说，刘禅听从了降魏的建议，由于谯周主降有功，司马昭封他为阳城亭侯。
觉得谯周误国的人，认为根据蜀汉的实力，仍有一战的资本，胜则有回旋的余地，败也不能将蜀汉拱手相让，誓死与成都城共存亡。从蜀汉高层来说，此战如果胜利则扭转了蜀汉的危局，功在社稷而在中国战争史也必当永垂不朽，然而对于蜀汉的百姓来说，从诸葛亮六出祁山到姜维九出祁山已经耗尽蜀汉的国力，朝廷腐败，刘禅昏暗。《三国志》中记载，薛珝受吴主孙休之命赴蜀，回国介绍蜀国情况，“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可以看出蜀汉政权已命不久矣，而就在邓艾、钟会伐蜀，蜀汉灭亡。由此观之，谯周之谏在蜀汉灭亡中根本都不算什么，而且谯周之谏也是迎合了蜀民民心，蜀汉连连征战，蜀民根本无法承担如此沉重的兵役，所以孙盛只是从表面来分析蜀汉的兵力情况，而且即使一战，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民有菜色”，说明蜀兵的战斗力没有魏兵的战斗力强。
谯周让刘禅投降魏国就让谯周背负了误国的骂名，那曹操南征的时候，孙权重臣张昭也曾根据形势而劝孙权降曹，虽然之后，孙权就没有怎么重要张昭了，但是张昭还是很受孙权的尊重的，虽然张昭之谏算不得高明，但是当时孙吴的君臣是上下齐心的，江东局势是稳定的，而蜀汉后期根本都没有赤壁之战时，江东的力量与曹魏抗衡了，谯周之谏也是无奈之举，说其误国过分夸大了谯周在蜀汉灭亡过程中的作用。
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生前撰写学术着作多种，计百余篇，之后，这些着作陆续散失，到唐初作《隋书·经籍志》时，时人所见的书目只有《论语注》，《三巴记》，《谯子法训》，《古史考》，和《五经然否论》五种了。《论语注》和《三巴记》两书，今不存。现在能够见到的其他三种，且都是后人的辑本。《谯子法训》，原书亡佚。明人陶宗仪、清人严可均各录有辑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齐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为散条。此书以有关道德修养、男婚女嫁、治学自力等方面的内容为主，属格言性质的书籍。值得一提的是，史学名着《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即出自他的门下。
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三国时期蜀汉学者、官员。谯周的父亲谯賆，是一位学者，学识宏富，尤善《尚书》，对于诸经及图纬书的造诣也很深，因而在益州颇有名气。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期，州郡政府多次辟请他出仕为官，皆遭拒绝，后不得已，谯岍应州府之召，暂作过一段师友从事的职务。
谯周的幼年时期，谯岍不幸去世，由于家境贫寒，谯周被寄养在舅父的家里，他酷爱读书，家中虽然经济困难，但谯周却从不肯把精力，放到治理产业方面来，整日孜孜不倦地诵读典籍，以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经过多年的苦读，谯周成了博贯古今、精通六经的硕儒，特别是他一手词理渊通的好文章，更引起学人的景仰，但是其口才不佳，虽然为人聪慧，而不善言辞表达，属于性格内向的一类人。
诸葛亮受刘备临终遗命，以丞相兼领益州牧，总揽朝政，在他的治理下，蜀汉的政局渐趋稳定，为了缓和与弥缝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矛盾，其中主要是益州地主集团，与外来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诸葛亮适当地启用当地的知名人士为官。这样谯周以有学识，而被诸葛亮荐举为益州的劝学从事。
诸葛亮病故，大将军蒋琬接替诸葛亮执政，蒋琬提升谯周为典学从事，总管一州学校、生徒的训导、考核和升免等事，这一年，谯周三十三岁。诸葛亮死后，刘禅贪图奢华享受的恶性日渐暴露，他屡次想广修宫室，采择民女，以供玩乐，但由于受到蒋琬、董允等人的强烈抵制，也未尽如意。
蒋琬、董允相继去世，主管朝政的费祎信任陈祗，使用他接替董允的侍中职务，陈祗是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与宦官黄皓互为表里，操弄权柄，对于后主刘禅，陈祗、黄皓阿意顺从，百般迎合，刘禅遂如释重负，肆意胡为起来。于是，他经常外出游逛，并增造后宫，广设伎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谯周对刘禅的荒唐行径，非常反感，这一年，他上疏进行劝谏，谯周以新莽末年的历史为例，说明政权的得失与人心的向背关系极大。他说，王莽败后，群雄扰攘，豪杰蜂起，都想夺得政权，这些人中以更始皇帝刘玄，和公孙述的力量最强，但他们一个个注意的只是快情恣欲，游猎享受，从不知体恤百姓疾苦，关心人民的生活，终因丧失人心，遭到失败。而汉光武帝刘秀从善如流，广纳众谏，注意理冤狱，力节俭，施仁政，遵法度。这些作法深得人心，归附的人越来越多，终于由弱变强，兼并诸雄，成就帝业。谯周希望后主以刘秀为榜样，敬贤任才，力修内政，树立起完成光复汉室，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在上疏中，他还提出了省减乐官、停止兴造的具体建议。刘禅对于谯周的上疏，很不以为然，不仅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疏远了他，这一年，谯周被免去太子家令的职务，改任中散大夫。
费祎死后，蜀汉的政局急转直下，后主更加宠信黄皓，听凭他肆意弄权，败坏政事，朝中的大臣，或与黄皓勾结，狼狈为奸，或受其毁谤，横遭排抑。接替费祎职务的姜维，一则畏怕黄皓的势力，二则急于立功，所以长期居外，连续向曹魏用兵，由于姜维不顾国力，冒然出击，所以一再损兵折将，大败而还，穷兵赎武和政治腐败，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声载道。谯周对此十分不满，他猛烈抨击朝政，并与尚书令陈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受到朝廷的重视，退朝以后，遂采用两人对话的体裁写了一篇讥讽时政的文章《仇国论》。
在文内谯周提出治国的根本，在于养民恤众的主张，他说，周文王以少胜多，是作到了注意养民，勾践以弱胜强，是由于能够恤众。不顾百姓疾苦，不能与民休息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所谓“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他预言，蜀汉“极武赎征”，必然“土崩势生”，如果“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谯周劝告后主，“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射幸数跌，不如审发”。就是说，与其每战必败，不如慎重出击。不久，后主解除了谯周的中散大夫职务，升任为光禄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