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立，字公渊，三国时期蜀汉重要谋臣，被诸葛亮评价为荆楚一带的奇才。
廖立，是刘备在荆州所用的重要人物之一，深受诸葛亮器重，当孙权派人打问，谁是西蜀经天纬地的大才时候，诸葛亮答道：“庞统、廖立，楚之良才也。”将廖立同庞统相提并论，足以见廖立卓尔不群的才能。然而如此大才被历史淹没不为人知者，是他在刘备去世后，遭到诸葛亮打击流放。
刘备死，廖立为五校之一的长水校尉，并没有被安排在足以“赞兴世业”的更高位置上，他“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李严郡吏出身，长于文法而短于学术，廖立“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所指当包括李严在内，主要就是李严本人，廖立发难，集团内部关系趋于紧张。诸葛亮表上后主，说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廖立被废徙汶山为庶民，导火线在于坐自贵大，不服李严。
当诸葛亮率兵北伐时，身为长水校尉的廖立对来访者李邵、蒋琬讲了一段话，大致有这几层意思：其一，先帝时，曾发生过战略错误，主要是轻启战端，徒然造成了重大损失，言下之意是要接受这个教训，不应该贸然地进行北伐；其二，批评诸葛亮组织路线发生偏差，使用了一批德寡才拙的庸俗人物；其三，应该体恤民众不堪承受的负担，再不能像王连那样剥夺搜刮百姓了。李邵、蒋琬并没有从廖立谈话中清醒过来，而是看作不协调声音，并向诸葛亮传了小话，在知情之后，诸葛亮立即上奏刘禅，弹劾廖立三大罪状：一、“藏否群臣，公然宣称国家不任贤达而任用俗吏，当位的都是人”；二、诽谤先帝；三、“将军队兵众简练，部伍分明”的训练成绩斥之为不足一提。
关于第一条，批评诸葛亮任人标准发生偏颇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向朗、郭攸之、文恭等已盖棺定论，他们确实很平庸，平庸得传记中几乎无可以圈点之处。王连对民众的苛刻与否，已是后世评论者的立场问题，见仁见智的分岐，全在于此。诸葛亮不等于国家，把国家作挡箭牌，只能表明手端的拙劣，就像今天一些人要求部下听命时，常搬出“服从不服从党”一样的荒谬可笑。
廖立批评用人不当，是实指，都有具体人，并没有一概否定，“万人率者皆小子”是诸葛亮强加于他的，先把对方推到荒谬绝论的地步再加以挞伐，很失公正。廖立对刘备并没有无中生有地横加指责，而是对东三郡争夺战、汉中争夺战和襄阳争夺战，这三次失败总结教训的，不能说是对刘备的诽谤，以此作借鉴批评诸葛亮北伐，恰好反映了廖立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战略目光。夷陵之战失败后，诸葛亮对其他人感叹地说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这段感慨除批评其他大臣无能外，更指责了刘备东行的决策失误和指挥战争的无能。
诸葛亮北伐五战五败的历史，廖立对训练的军队不甚看好，一方面正视了蜀军本身的不足，更包涵了对战争双方军力的比较，他较为客观也较为冷静。廖立针对诸葛亮提出了批评，一是指斥他蓄意组织荆州帮；二是指斥他贸然地进行不可能胜利的北伐战争，所要终结的，则是诸葛亮登上皇帝宝座的意图，这两点击中了诸葛亮要害，自然引起他的恼恨。
在《诸葛亮集》中，陈寿又收集了诸葛亮弹劾廖立的另一份奏章，显然是刘禅还有清醒的头脑，对第一份奏章并没有批复的结果。由于对现实“罪行”弹劾未能奏效，诸葛亮又对廖立“历史旧账”进行弹劾，共列举五条：（一）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守长沙开门就敌；（二）任巴郡太守暗昧阘茸其事；（三）任侍中时，曾在皇宫中持刀杀人；（四）跟随大将军则诽谤讥笑大将军；（五）嫌将军职位低下，曾找我要进入五校之列，列入五校后，仍然怏怏怀恨。细究弹劾廖立的理由，都是难以立足的。
刘备以不予处理方式亲自处理过了的，诸葛亮杀刘封，担心“刘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担心彭样“心大志广，难可保安”，也能说得动刘备加以采纳，说明他的建议很有份量。如果诸葛亮当时主张杀掉，那么，刘备是将这种意见否定了，如果诸葛亮曾为其辩护，那么，这时就不能出尔反尔。无论是为之辩护或主张杀掉而未被采纳，在处理过几年之后，没理由重新翻出来要求清算。弹劾廖立任巴郡太守时“暗昧阘茸”更荒诞不经，暗昧是说不清、道不明之意，阘茸是众人有意见，瞧不起，将四字合在一起进行弹劾，同后世“莫须有”三字如出一辙。
廖立的品德，以内容看，大将军大概指的是前将军关羽。关羽任襄阳太守董督荆州时，廖立是长沙太守，两人有隶属关系，如指廖立在长沙时诽谤讥笑关羽，以关羽傲视士大来的骄狂态度和狭隘心胸，断不会轻饶，不会留给诸葛亮为之清算，如指与李邵、蒋琬的谈话，则是在总结经验教训，谈不上诽谤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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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官要官，发生在两人之间的事情，原本难判断是非，没有自己主张又自己出面再做人证的道理。既然廖立是可与庞统匹敌的经纬之才，就应该像重用马谡、费祎、杨仪那样破格重用，没理由论资排辈加以压制。不肯重用廖立的原因，只能以廖立不肯加入荆州帮加以理解，以李严未曾为卿作解释过于牵强，李严是刘备托孤重臣的两人之一，且又“统内外军事”，不让其入卿，当然是诸葛亮排斥异已的结果，不能作为参照的尺度，以此为理由进行弹劾，同后来弹劾李严的手法如出一辙，也是自己主张的自己作证。说李严向我要求，分益州五郡为巴州，由他出任巴州刺史；以司马懿已开府治事启发我，也要有同等待遇。五条理由都不能成其理由，然而却再再上奏，无非表明诸葛亮必欲除去廖立的决心，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诸葛亮在弹劾廖立的第一份奏章中已明白宣示了目的：“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就是说，诸葛亮最担心廖立在朝堂扩散批评他组织荆州籍帮派体系和“北伐”的决策，从而使自己皇帝梦成为南柯。
诸葛亮造成了不处理不行的局面，刘禅只好在第二份奏章之后做出决定：将廖立流放到汶山郡这一不毛之地。陈寿在为廖立作传时处在两难之中，一方面，他要维护诸葛亮的高大形象，所以将责任尽归于廖立。另一方面，他难以泯灭是非观念，所以在诸葛亮死后，记述了姜维到汶山同廖立见面的一节，引用姜维的话说：“廖立意气不衰，言论自若”，并且追记了一句，廖立最终死于流放之地。即是说，因为廖立的意志并没有因流放受到消磨，姜维又缺乏心胸气度，不敢对他加以启用，遂使西蜀这一少有英才终究埋没。总算以曲笔宣泄了胸中块垒。
廖立，字公渊，三国时期蜀汉重要谋臣，被诸葛亮评价为荆楚一带的奇才。
廖立，是刘备在荆州所用的重要人物之一，深受诸葛亮器重，当孙权派人打问，谁是西蜀经天纬地的大才时候，诸葛亮答道：“庞统、廖立，楚之良才也。”将廖立同庞统相提并论，足以见廖立卓尔不群的才能。然而如此大才被历史淹没不为人知者，是他在刘备去世后，遭到诸葛亮打击流放。
刘备死，廖立为五校之一的长水校尉，并没有被安排在足以“赞兴世业”的更高位置上，他“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李严郡吏出身，长于文法而短于学术，廖立“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所指当包括李严在内，主要就是李严本人，廖立发难，集团内部关系趋于紧张。诸葛亮表上后主，说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廖立被废徙汶山为庶民，导火线在于坐自贵大，不服李严。
当诸葛亮率兵北伐时，身为长水校尉的廖立对来访者李邵、蒋琬讲了一段话，大致有这几层意思：其一，先帝时，曾发生过战略错误，主要是轻启战端，徒然造成了重大损失，言下之意是要接受这个教训，不应该贸然地进行北伐；其二，批评诸葛亮组织路线发生偏差，使用了一批德寡才拙的庸俗人物；其三，应该体恤民众不堪承受的负担，再不能像王连那样剥夺搜刮百姓了。李邵、蒋琬并没有从廖立谈话中清醒过来，而是看作不协调声音，并向诸葛亮传了小话，在知情之后，诸葛亮立即上奏刘禅，弹劾廖立三大罪状：一、“藏否群臣，公然宣称国家不任贤达而任用俗吏，当位的都是人”；二、诽谤先帝；三、“将军队兵众简练，部伍分明”的训练成绩斥之为不足一提。
关于第一条，批评诸葛亮任人标准发生偏颇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向朗、郭攸之、文恭等已盖棺定论，他们确实很平庸，平庸得传记中几乎无可以圈点之处。王连对民众的苛刻与否，已是后世评论者的立场问题，见仁见智的分岐，全在于此。诸葛亮不等于国家，把国家作挡箭牌，只能表明手端的拙劣，就像今天一些人要求部下听命时，常搬出“服从不服从党”一样的荒谬可笑。
廖立批评用人不当，是实指，都有具体人，并没有一概否定，“万人率者皆小子”是诸葛亮强加于他的，先把对方推到荒谬绝论的地步再加以挞伐，很失公正。廖立对刘备并没有无中生有地横加指责，而是对东三郡争夺战、汉中争夺战和襄阳争夺战，这三次失败总结教训的，不能说是对刘备的诽谤，以此作借鉴批评诸葛亮北伐，恰好反映了廖立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战略目光。夷陵之战失败后，诸葛亮对其他人感叹地说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这段感慨除批评其他大臣无能外，更指责了刘备东行的决策失误和指挥战争的无能。
诸葛亮北伐五战五败的历史，廖立对训练的军队不甚看好，一方面正视了蜀军本身的不足，更包涵了对战争双方军力的比较，他较为客观也较为冷静。廖立针对诸葛亮提出了批评，一是指斥他蓄意组织荆州帮；二是指斥他贸然地进行不可能胜利的北伐战争，所要终结的，则是诸葛亮登上皇帝宝座的意图，这两点击中了诸葛亮要害，自然引起他的恼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