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暹，元，荆州人。《大明一统志名宦》载：“郑文暹，知潜江县，导扬风化，抚宁黎元，审查冤抑，劳形案牍，公正廉洁，割断如流。既去，民立碑颂德”。《大清一统志·名宦》载：“郑文暹，荆州人。至正中知潜江县，公正廉洁，剖决如流。岁饥，发粟赈济，多所全活。”
“郑文暹，至正间知潜江，公正廉明，能导扬风化，抚宁黎民，迎事而决，狱无留滞。既去，民立碑颂之。耆儒安惟怀撰记。”顺着这条线探究，“至正间”，即元顺帝至正年间，《湖北文徵》均收录了元朝至正年间，潜江耆儒安惟怀受人之托撰写的《郑侯德政碑记》，碑文最后写道：“宣武李帅来请于予，愚辞不获。敢叙公之梗概，以备观风云者采择云。时至正七年”。这德政碑文是郑文暹离任时，潜江人民为其立的。
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天下后，没能像清王朝那样很好地融入汉文化之中，并充分利用“汉人治汉”，从中央到地方，对汉人是不信任或排挤的，凡主官基本上都是蒙古族人，就是到县一级，县之长官有知县、县尹、达鲁花赤，也就是说一县有“二长”。
郑文暹任知县行政指挥权还要受制于达鲁花赤，在这种体制下，一个知县要干成或干好一件事都是很难的。正是这种体制的先天不足，一统天下才六十多年的元朝，到了至正年间即进入元朝末年，当时，山东、河南、山西、江苏等地的民众纷纷起义反元。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知县要干好“导扬风化，抚宁黎民，迎事而决，狱无留滞”这些事是很艰难的。而郑文暹不仅干成了事，还干得很出色，在他离任后，老百姓为其树碑立传，的确令人佩服。从“德政碑记”中，得知郑文暹为潜江民众，至少干了六件让“时人皆以为激”“去后思恩”的实事、好事。
第一件是力治水患。潜江地处长江、汉江夹角地带，是江汉平原的腹地，是历经千万年洪水冲积而成的平原。旧县志载，潜江“频年汉水横溢，城郭田庐悉委巨浸”。洪水无常情，“十年淹九水”是旧时潜江民众饱受洪水之灾的真实写照。治水是旧时到潜任知县之长官最头痛的事。郑文暹上任时，碑文有如下记载：“公之下车，视民之溺如己之溺，躬督堤防为任。尽心尽力，始终不倦”。他下车伊始，即亲率衙役实地踏勘堤防，制定修堤方案，亲自督导筑堤修防。同时，他治水采取疏堵相结合的办法，一边组织民众整修江河堤防，一边“疏开沟渎以为民便”，民众积极参与治水工程，并使民众有“民不劳而功成”的喜悦感。“元至正七年，承务郎郑文暹疏筑兼行，民深德之”。也就是说，郑文暹在任潜江知县前是朝廷的承务郎，即六部各司的文职散官，官职从八品。
第二件是开仓赈灾。旧时的潜江即常遇水患，也常遭旱灾，有时甚至一年遭遇水旱两灾。郑文暹上任的第二年，即甲申年，潜江遇特大旱灾，碑文记：“甲申之旱，年谷不登，民皆缺食。老赢仆壮者，四散流离涂炭，深可悯焉”。见此情景，郑文暹“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走村串户，实地核查灾情，安抚民心，并呈报朝廷，要求开仓放粮。在朝廷准奏书还没有到的情况下，他冒革职、领罪之风险，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使全境“人得以全活者，不可以数计”。碑文说：“斯公爱民之心，救荒之政，自不逃于当世之公论”。
第三件是受审冤狱。现代高科技手段运用案件的侦破，以及侦、审、判严格分离的时代也还出现不少冤假错案。旧时，一县之令，除了日常行政工作之外，还要管案件的侦破、审理和判决，加之没有相应的技侦手段，很多案件的判决，全凭县令的推理或感觉，就是没有贪赃枉法之心，冤假错案也在所难免。郑文暹到任后，遭遇拦路的不少，他没有听之任之，或者简单认为-者皆刁民不予受理。他对多年堆积的案牍不辞辛劳，全部调出来重新审理。碑文记：“审查冤抑，劳形案牍，公正廉洁，剖决如流。可谓至清彻底，至明烛物”。对新的案件，他受理后，审判十分慎重，并明确不搞严刑逼供，力求不造成新的冤假错案。碑文说郑文暹审案：“慎用刑而不留狱，则公之心，君子之心也。其明慎用刑，片言折狱，使讼者平，赋者均，归于无讼而后已”。
第四件是惩治盗贼。当年灾荒之后，盗贼猖獗，且十分狡猾，难以捕获，老百姓意见很大。对此，郑文暹深感抚境安民责任重大，他下决心要将盗贼“誓在获擒”，用现代的大打歼灭盗贼的“人民战争”之法，广布耳目于民间，四处收集线索，使强盗各伏其罪。碑文说：“盗息民安，花村月明，夜无犬吠。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其唯我公也”！
第五件是导扬风化。一个地方民风的好坏，虽然与其地域条件、历史背景、传统习俗等相关联，但又与当权者的教化紧密相关，尤其是一县之长的作风、做派、好恶等对当地民风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在封建社会信息闭塞的时代，县令代表的是天、是地，是皇帝。郑文暹他牢记：“任而至守令者，盖亲民之重任也”“然则是官者，司乎民，任牧民之责，不亦重乎”。他鼓励民众发展生产；组织兴修水利；打击盗贼，倡导幼而学，勤劳致富；要求民众“敦四民，即士、农、工、商之业，崇五事，即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之利”。使潜江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出现了“花村月明”的景象。
第六件是清正廉洁。郑文暹上任后，之所以能“审查冤抑，劳形案牍，割断如流”，是因为他心底无私，清正廉洁，一心为民，不受任何一方的贿赂。无欲则刚，无私则无畏。“揆之于惜：时苗为寿春令，去而留犊”。像汉朝有位叫魏时苗的县官，去寿春任县令，带的是布被囊，乘的是一辆黄牛拉的破车。岁余，牛生一犊，而魏时苗也要离任了，大家都说这牛犊是苗的财产，要他一同带走。苗说，我来任令时并无此犊，此犊在寿春所生，应归寿春人民所有。时人皆为之感动。也就是说郑文暹像魏时苗一样，在潜任职四年，清正廉洁，来去空空，有“去而留犊”之风范。于是潜江人不得不“以其实而镌于石！”
这就是潜江人民敬仰的“爱百姓如己子，处公事如家事”的知县郑文暹。
郑文暹，元，荆州人。《大明一统志名宦》载：“郑文暹，知潜江县，导扬风化，抚宁黎元，审查冤抑，劳形案牍，公正廉洁，割断如流。既去，民立碑颂德”。《大清一统志·名宦》载：“郑文暹，荆州人。至正中知潜江县，公正廉洁，剖决如流。岁饥，发粟赈济，多所全活。”
“郑文暹，至正间知潜江，公正廉明，能导扬风化，抚宁黎民，迎事而决，狱无留滞。既去，民立碑颂之。耆儒安惟怀撰记。”顺着这条线探究，“至正间”，即元顺帝至正年间，《湖北文徵》均收录了元朝至正年间，潜江耆儒安惟怀受人之托撰写的《郑侯德政碑记》，碑文最后写道：“宣武李帅来请于予，愚辞不获。敢叙公之梗概，以备观风云者采择云。时至正七年”。这德政碑文是郑文暹离任时，潜江人民为其立的。
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天下后，没能像清王朝那样很好地融入汉文化之中，并充分利用“汉人治汉”，从中央到地方，对汉人是不信任或排挤的，凡主官基本上都是蒙古族人，就是到县一级，县之长官有知县、县尹、达鲁花赤，也就是说一县有“二长”。
郑文暹任知县行政指挥权还要受制于达鲁花赤，在这种体制下，一个知县要干成或干好一件事都是很难的。正是这种体制的先天不足，一统天下才六十多年的元朝，到了至正年间即进入元朝末年，当时，山东、河南、山西、江苏等地的民众纷纷起义反元。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知县要干好“导扬风化，抚宁黎民，迎事而决，狱无留滞”这些事是很艰难的。而郑文暹不仅干成了事，还干得很出色，在他离任后，老百姓为其树碑立传，的确令人佩服。从“德政碑记”中，得知郑文暹为潜江民众，至少干了六件让“时人皆以为激”“去后思恩”的实事、好事。
第一件是力治水患。潜江地处长江、汉江夹角地带，是江汉平原的腹地，是历经千万年洪水冲积而成的平原。旧县志载，潜江“频年汉水横溢，城郭田庐悉委巨浸”。洪水无常情，“十年淹九水”是旧时潜江民众饱受洪水之灾的真实写照。治水是旧时到潜任知县之长官最头痛的事。郑文暹上任时，碑文有如下记载：“公之下车，视民之溺如己之溺，躬督堤防为任。尽心尽力，始终不倦”。他下车伊始，即亲率衙役实地踏勘堤防，制定修堤方案，亲自督导筑堤修防。同时，他治水采取疏堵相结合的办法，一边组织民众整修江河堤防，一边“疏开沟渎以为民便”，民众积极参与治水工程，并使民众有“民不劳而功成”的喜悦感。“元至正七年，承务郎郑文暹疏筑兼行，民深德之”。也就是说，郑文暹在任潜江知县前是朝廷的承务郎，即六部各司的文职散官，官职从八品。
第二件是开仓赈灾。旧时的潜江即常遇水患，也常遭旱灾，有时甚至一年遭遇水旱两灾。郑文暹上任的第二年，即甲申年，潜江遇特大旱灾，碑文记：“甲申之旱，年谷不登，民皆缺食。老赢仆壮者，四散流离涂炭，深可悯焉”。见此情景，郑文暹“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走村串户，实地核查灾情，安抚民心，并呈报朝廷，要求开仓放粮。在朝廷准奏书还没有到的情况下，他冒革职、领罪之风险，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使全境“人得以全活者，不可以数计”。碑文说：“斯公爱民之心，救荒之政，自不逃于当世之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