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世贞说：“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回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传说高明写剧本时，“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表明他的创作态度是十分认真的。

《琵琶记》是把民间戏文与文人创作结合起来的成功之作，它把南戏创作提高到艺术上比较成熟、能为雅俗共赏的新阶段。它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赞赏，获得不同阶层人们广泛的爱好。自它以后，文人雅士、名公大臣纷纷起而制作戏文，以致蔚然成风。

《琵琶记》成为南戏创作的范本，获得“曲祖”、“南曲之宗”的称誉，对后世的戏剧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还被译为法文、日文，传播国外。

据《南词叙录》载，高明还有《闵子骞单衣记》戏文一部，今无存，高明的诗文集有《柔克斋集》20卷，已佚。近人冒广生曾辑其诗49首，词1首，刊于《永嘉诗人祠堂丛刻》中。另有《碧梧翠竹堂后记》、《孝义井记》、《华孝子故址记》、《乌宝传》等多篇，散见于《玉山名胜集》、《黄岩志》、《常州府志》、《南村辍耕录》等书籍中。

高明，字则诚，一字晦叔，号莱根道人，瑞安崇儒里柏树村人。为人刚正耿直，办事干练娴熟，省掾任上“书生称其才华，污吏推其练达”，声闻益隆。方国珍复叛，行省臣因明乃温州人，知海滨事，调任浙东阃幕都事，发兵讨方国珍，因与主帅论事不合，避而不治文书，致师出逾三时。

高明为官清明练达，曾审理四明冤狱，“凡狱囚无验者，悉讯遣之”，郡中称为神明，他能关心民间疾苦，不屈权势，受到治下百姓爱戴，处州期满离任时，百姓曾为他立碑。调江南行省台掾，数次触忤权贵，托病辞去，退志遂萌，发为诗歌，感慨万千：“岁晚仲宣犹在旅，年来伯玉自知非”，叹息己身似王粲处乱世而怀才不遇，故应如蘧伯玉悔省后遁世。“争如蓑笠秋江上，自脍鲈鱼买浊醪”，过着田园生活。

由于数忤权贵，晚年退居于明州栎社之沈氏楼，“以词曲自娱，相传明初太祖朱元璋慕其名，遣使征召，他“佯狂不出”，不久病卒。

高明善书法工诗文，他的诗文中有不满黑暗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内容，如《题画虎》斥责“人间苛政”，《乌宝传》抨击元朝的宝钞政策，有表现晚年厌倦尘世奔波、向往隐居生活的思想，如《次韵酬高应文》等。他还借咏史抒发黍离之叹，对宋王朝的昏暗，岳飞父子的愚忠给予批判，至于《孝义井记》、《华孝子故址记》、《王节妇诗》等，则是颂扬孝义、表彰贞节贤德之篇。

南戏《琵琶记》是高明得以名扬后世的代表作，它是在宋元时民间流行的蔡伯喈故事，尤其是在“戏文之首”，《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成。在宋代民间讲唱、戏文中，蔡伯喈是一个弃亲背妇的反面人物，高明却把他改写成孝义两全的正面形象。

关于高明作《琵琶记》的起因及剧中人物是否有所影射，前人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多为捕风捉影之谈。姚华《猗室曲话》说：“柔克所讥，属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实有其人，即以为讽世之作可也。”，《琵琶记》被称为戏文中的“绝唱”，它描写人情，真实细腻，婉转曲折，能深深打动读者。剧中双线交错发展，以富衬贫，以喜衬悲，二者成鲜明对比，有力地突出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矛盾，加强了悲剧的气氛，文词以本色为主而又文采斐然。

明代王世贞说：“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回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传说高明写剧本时，“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表明他的创作态度是十分认真的。

《琵琶记》是把民间戏文与文人创作结合起来的成功之作，它把南戏创作提高到艺术上比较成熟、能为雅俗共赏的新阶段。它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赞赏，获得不同阶层人们广泛的爱好。自它以后，文人雅士、名公大臣纷纷起而制作戏文，以致蔚然成风。

《琵琶记》成为南戏创作的范本，获得“曲祖”、“南曲之宗”的称誉，对后世的戏剧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还被译为法文、日文，传播国外。

据《南词叙录》载，高明还有《闵子骞单衣记》戏文一部，今无存，高明的诗文集有《柔克斋集》20卷，已佚。近人冒广生曾辑其诗49首，词1首，刊于《永嘉诗人祠堂丛刻》中。另有《碧梧翠竹堂后记》、《孝义井记》、《华孝子故址记》、《乌宝传》等多篇，散见于《玉山名胜集》、《黄岩志》、《常州府志》、《南村辍耕录》等书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