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字大绅，一字缙绅，号春雨、喜易，明朝时吉水人，中进士，官至内阁首辅、右春坊大学士，参预机务。解缙以才高好直言为人所忌，屡遭贬黜，终以“无人臣礼”下狱，被埋入雪堆冻死，卒年四十七，赠朝议大夫，谥文毅。解缙自幼颖悟绝人，其文雅劲奇古，诗豪宕丰赡，书小楷精绝，行、草皆佳，尤善狂草，与徐渭、杨慎一起被称为明朝三大才子，着有《解学士集》、《天潢玉牒》等，总裁《太祖实录》、《古今列女传》，主持编纂《永乐大典》，墨迹有《自书诗卷》、《书唐人诗》、《宋赵恒殿试佚事》等。

解缙，出生在吉水县城东门的一个书香人家，吉水自隋末建县以来，文风蔚然，俊杰代挺，曾出现过“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和“一门三鼎甲”的人文盛况，被誉为“人文渊源之地，文章节义之邦”。解缙的高祖解昭子于南宋成淳年间人太学，被誉为“江右八龙”之一；父亲解开为元朝末年国子监生，明灭元后，朱元璋安排他当官，被他推辞，后来回到吉水当教师；母亲高妙莹出身书香门第，不仅经史、传记、天文、地理、医学之书皆能论析，而且善小楷、晓音律。可以说解缙一出生，就在一个祥和的家庭中接受正统的儒家文化教育。

解缙“幼颖敏”，五岁就会吟诗作对。一日早晨，母亲要他扫地，然后把鸡放出来，他一边学着做事，一边随口吟道：“打扫庭前地，放出笼中鸡。”母亲说：“做事就做事，不要去念诗。”小解缙回答说：“明明是说话，怎道我吟诗?”出口成章，让解母听了又欢又喜。18岁的解缙来到洪都参加乡试，他蘸墨挥毫，三下五除二就答完试卷，只等发了黄榜，圆了宿愿，再打道回府，谁料想偏偏祸从天降，就在放榜的前一天，解缙被押入大牢。

解缙很莫名其妙，不知祸从何来，主考来探监时告诉他：“你在考卷上诽谤皇上，按大明律法理应是死罪，我念你年轻，明天放你回家。”听了主考官的话，解缙如坠入雾里般摸不着头脑。原来此次科考，兵部尚书沈溍出面向主考官打了招呼，要让他的外甥中头名举人，试卷改完之后，第一名非解缙不可，但兵部尚书又得罪不起，主考官左右为难之时，有一位考官硬是在解缙的试卷里鸡蛋里挑骨头，于是解缙便莫名其妙地入了狱。解缙自持有理，大胆地问道：“各位大人、主考官，你们说我在考卷里诽谤皇上，请问是哪里诽谤?”主考官故作镇静，装腔作势地说：“考题是《颂君》，可你却写‘大明灭，元国立，邦兴刑，治顽弊，德法并，施取信，万民苦，役免行……’这哪里是颂君，分明是诽谤。”解缙一听，觉得可笑，说：“现在听我读给你听：‘大明灭元，国立邦兴，刑治顽弊，德法并施，取信万民，苦役免行。’这句句是颂君，怎么是诽谤呢?”古人作文，文不加点，断句断错，句意就变。解缙写的是四字句，主考却念成三字句，词意当然迥然不同，听罢缙缙的吟诵，众人一致称赞他不愧为江南第一才子。

解缙19岁这一年对解家来说是喜事连绵，会考时解家“一门三进士”，解缙、解缙的哥哥解伦、解缙的妹夫黄金华三人同科考取进士。朱元璋得知此事后，把解缙召到御花园，刚见面就以《垂柳》、《春风》为题要解缙赋诗二首，解缙吟道：“御柳青青近绿池，近来攫秀不违时。皇恩天地同生育，雨露无私亦共知。”“慢慢春风入舜韶，绿柳舒叶乱莺调。君王不肯误声色，何用辛勤学舞腰。”这两首诗迎合了朱元璋极力推崇的诗文风格：明白好懂、通道术、达时务。解缙诗中借柳说风雨，既歌颂了当今的“舜韶”盛世，又赞美了“不肯娱声色”的“君王”。朱元璋听罢自然是满心喜欢，当即让解缙把这两首诗写在白绢上，因解缙又写得一手好字，朱元璋对他更是爱惜。

《明史》记载，朱元璋对解缙“甚见爱重”，见他年纪还小，尚须慢慢历练，便授予解缙中书庶吉士，在皇帝身边做秘书，庶吉士并非正式官职，是给新科进士练习办事的一种称呼，因“常侍帝前”，身份显要，其权力有多大就不言而喻，更有甚者，朱元璋曾对解缙说：“朕与尔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历史上能够和皇帝以父子相称的大臣恐怕只有解缙一个了。从此，解缙步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当天，解缙就慷慨激昂地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万言书》，也称《大庖西室封事》。

《万言书》是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战斗檄文，全篇以“封事”的形式出现，用一代政治家独特的眼光，阐述了自己的施政新理念，实际上字字句句直指朱元璋。朱元璋是出了名的暴君，杀人如麻，解缙这般赤裸裸地批判朱元璋不是送肉上砧吗？可解缙并没有因为《万言书》而获罪，《明史解缙列传》记载：“奏后，帝称其才。”日后更加重用他。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胆大心直的解缙尔后做了三件事，让朱元璋对他大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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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是语嫚兵部官员：解缙的矮在朝中是出了名的，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解缙矮子”。解缙刚到朝廷不久，有一次到兵部去要几个羞役，兵部的官员见解缙矮小，便口出污间说：“你个子那么矮还用得着保镖吗?”解缙听了很不高兴，双方遂对骂起来，解缙的“世人笑我矮砣砣，我笑世人着衣多，倒吊起来有点墨，身高一丈又如何”一诗应是这时的作品。兵部尚书沈溍知道这件事后，大肆渲染，添油加醋地把此事报告给皇上朱元璋。朱元璋听了沈溍的告状，觉得解缙确实有点性格散漫、狂傲，因为一点小事竟和同僚争吵，不仅有失体统，也不懂官场潜规则，于是调解缙到江西洪都做监察御史。

第二件事是为李善长白冤：李善长为明朝开国大臣、朱元璋的亲家，官爵封为韩国公，享受自免二死、子免一死的特殊待遇。李善长的侄子是胡惟庸的侄女婿，胡惟庸做宰相又是李善长推荐。胡惟庸谋反案事发，5年后有人告李善长为同党，李被罢官，10年后有人再告，77岁的李善长被诛。当时很多大臣想为李善长鸣冤，但又人人自危，没有一个人敢出头，这时，虞部郎中王国用想到了解缙，王国用找到解缙，请他代写为李善长平反的奏疏。解缙血气方刚，原本就认为李善长是冤死，于是应邀疾笔写下《论韩国公冤事状》，状中阐述了几条理由，如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已没有谋反的功利动机，李善长年事已高，没有去冒这个险的必要，李善长的儿子李祺是皇上的驸马，谋反没有外在动力等。朱元璋看了《论韩国公冤死状》后，大发雷霆，大骂解缙多事。

第三件事是弹劾御史袁泰：解缙在江西洪都做监察御史时尽职尽责，解缙的上司、督察院左都御史袁泰是个奸黠小人，经常窃听、告密、诬害与他意见相左的官吏。一次上朝，朱元璋问御史夏长文昨晚为何长叹，有何不满？夏长文大汗淋漓，只得将昨晚与妻子发生口角，独坐饮酒叹息之事照实禀告，朱元璋见他说的与告密的画像相符，才未加罪。御史夏长文将这件被袁泰陷害的事告知解缙后，解缙甚是生气，对袁泰深恶痛绝，于是代夏长文草疏《论袁泰奸黠状》弹劾袁泰，朱元璋见奏疏激昂，令有司核实后，把袁泰作了调职处罚。从此，袁泰对解缙怀恨在心。

朱元璋后来得知弹劾奏疏是解缙所为，觉得解缙过于锋芒毕露，城府不深，容易被人利用，于是想让他经受些挫折，让他反思一下。朱元璋在朝中办了个千叟宴，解缙的父亲解开也在邀请之列，谈到解缙时，朱元璋对解开说：“解缙才学虽好，可性格太直，容易吃亏，不如你带他回去，带职进修，这孩子大器早成，十年后再来朝廷大用未晚。”就这样，一个朝气勃勃的解缙，一个血气方刚的解缙，一个充满政治幻想的解缙，一个刚正不阿的解缙，一个敢想敢说敢做的解缙，随老父回到了吉水老家。

朱元璋驾崩，这一消息对于解缙来讲，不亚于晴天霹雳，从政治上讲，朱元璋许下解缙带薪进修十年后必有重用的诺言，怎么兑现?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天子还会重用解缙这位前朝宠臣吗?从礼数上讲，这个时候，解缙的母亲去世才一年，服孝期未满，遵礼不能离开。解缙为这事左右为难，但他还是决定赴京奔国丧，其原因为：一来朱元璋的遗诏中有令，“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自己应该出来工作，辅佐新天子；二来朱元璋在世时曾经说过“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夫子”之语，世上哪里有父亲去世，儿子不去吊孝之理？因此，阔别朝廷8年的解缙匆忙赶赴南京。

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当皇帝后，他又官复原职，深得建文帝的信任，此时袁泰得知解缙回到京都，深感不安，忙上书说：“解缙母亲新丧未厝，服丧未满就离家远行，这是不孝，太祖在世，曾令解缙回乡攻读，十年后才能进京，现今只在家八年就上京，违了诏旨，这是不忠。”其实，他是想利用手中职权对解缙打击报复，更要置其于死地。这时，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董伦出来为解缙辩解说：“太祖驾崩，解缙能置家事于不顾，来京祭奠，遵旨进京辅政，实属难能可贵，不能杀。”迫于压力，建文帝下令将解缙派到河州去做了个卫吏。

解缙就这样泪流满面、步履匆匆地来到了河州，可怜解缙一个南方人哪里抵得住北方的寒冷，不久便水土不服，高烧不退，一病不起。后来得知董伦曾在皇帝面前力保自己，如梦初醒的解缙就像在大海中捡到一根稻草，不管有用没用，都得把它拼命抓到手，他奋笔疾书写了封长信，派人转交给董伦。董伦收到解缙的书信后甚是同情，把书信拿给朱允蚊看。朱允蚊此时正在为他的叔叔们伤脑筋，看到解缙写的“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昊濞之虞”之句蓦然想起，当年解缙在《太平十策》里也曾写道：“帝王的封国太大，甲兵卫士太多，军权过重，恐怕数年以后酿成大祸。”这些都正合自己全力削藩的意图，于是皇帝立即把解缙召为翰林待诏。

小主，

朱棣攻破南京，希望文臣之首方孝孺能够为他起草诏书，遭到拒绝后朱棣大开杀戒，灭了方孝孺十族，最后，解缙接下了“开国诏书”这门子生意，招来了一片非议，拟完诏书后，解缙被封为侍读，官阶七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