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溥,字乾度,一字天如,号西铭,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人,是明朝晚期文学家。选庶吉士,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张溥曾与郡中名士结为复社,评议时政,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一生着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代表作有《七录斋集》《五人墓碑记》等。
张溥,出身贫寒,但年幼好学,有神童之称,开始结社评论时政,博得名望,起初取名为应社,后来改为复社,参与苏州抗税暴动,撰写《五人墓碑记》,痛斥阉党,名动天下;组织群众驱逐阉党骨干顾秉谦,从此成为天下士子当中的巨星,复社的声势也从此震动朝野,号称是“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其影响力遍及南北各省,走到哪里都是万人空巷。
在当时,复社成员发展几乎遍及国内,共三千零二十三人,着名的爱国文人陈子龙、夏允彝、侯岐曾、杨廷枢、顾炎武、归庄、陆世仪、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内中坚,苏州一带的文人入盟最多,他们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结成了浩荡洪大的政治力量。由于张溥等人的筹划和努力,当时的文人士气大振。一扫“宁坐视社稷之沦胥,终不肯破除门户之角立”的明时士习,打破门户之见,以国家为重,年轻的张溥在阉势熏天的日子里,不计危殆,挺身而出,振臂而呼,树起了以文会友的旗帜,来绾结天下士人的心。他匡扶正义的勇气,歆动天下,然而,这只是书生意气,他在幕后操纵朝政,反被高官大臣利用,聪明反被聪明误,抱着遗恨而死,年仅四十,留下了值得后人深思的无数问号。
幼年时,家中财产被身为工部尚书的兄长张辅之凌夺、讼争,父亲张虚宇郁郁而死。张溥因为庶出,家族中都看不起他,连家中的奴仆也讥笑他,但张溥不妄自菲薄,他洒血书壁,暗暗发誓要自强不息,与好友张采日夜在家苦读,并对经典不惮一而再、再而三地抄录、默诵,直到能够流利背诵为止,着名的“七录斋”的故事由此产生。张溥与江南文人在苏州创立应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又发展夏允彝、陈子龙、吴应箕等加入,以文会友,兼议朝政。他们崇尚气节,欲在明末的风云变幻中有所作为,应社诸人就是未来复社的骨干。
苏州周顺昌被捕,五人奋起于平民百姓间,为周顺昌鸣不平,结果不屈而死。张溥在五人墓前,“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哀痛五人墓只是块无字石,便写下了着名的《五人墓碑记》。文中赞扬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事后他对张采说:“我们这些人应当为国事奉献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结燕台社、吴江结复社,都是“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歇”,忧国忧民,指出应对污浊的政治反抗,伸张正义。自复社建立后,他们更是连连发起驱逐阉党顾秉谦、阮大铖的行动。
复社兴起时,周延儒为首辅,他是张溥考取进士的宗师,复社中有许多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周便利用了这支力量,其实在周延儒的内心对东林党与复社均无好感,甚至还有些仇恨。后来,周延儒被罢官,温体仁当上了首辅。温早就对复社和张溥目为眼中钉,在他的授意下,其弟温育仁、吴炳等作了《绿牡丹传奇》,讥诮复社,故意挑衅。如今他一朝成为首辅,自然就快意恩仇了。
不久,就策动属下伺机陷害张溥、张采。张溥会试中会魁,授庶吉士,为官守正不阿,不为权贵所容,“执政要人耿耿视”,温体仁等在皇上面前累进谗言,并与同党的刑部侍郎等指使人炮制出《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又托名制《复社十大罪檄》,说张溥以天如为名号是把自己比作天,并说复社欲倾覆宗社,并将自然界的风蝗之灾附会说是因复社招致。复社也不甘示弱,朝中有黄道周等大臣同情复社,复社又集“宇内名宿”,作《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阉党,双方斗争激烈,几乎势均力敌。
不久,温体仁被多疑的崇祯帝罢官,后来又被赐死,张溥等复社成员累受挫折,误以为只要能推出他老师周延儒,就可以改变大局,于是全力推动这个老奸巨猾的大官复出。周延儒的东山再起,全靠张溥的幕后活动,正在这个时候,周延儒在江南把人家的妇女据为己有,被张溥抓住把柄。因此张溥就“以数事要之”,将话挑明:我动用了人力物力,您如果复出,必须改变以前的作为,这样才可以重新获得大家的信任,机不可失,老政客周延儒一口答应。
周延儒重新当上了首辅,朝政也确实有所更新,张溥兴奋异常,与复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国事现状的许多主张,到处议论朝政,还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二册,呈给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围中,觉得大有作为的时机来临了。孰料乐极生悲,书生意气哪敌得了政客绵里藏针的狠毒,当他兴冲冲返回太仓家中,当夜就腹部剧痛不已,一命归西,死得实在离奇。
由于人为的历史遮蔽,真相迷蒙湮没,好友黄道周为之作墓志铭并挥泪题诗,诗中也隐约留下了对其死因的怀疑。计六奇《明季北略》上则较确定地说,是吴昌时用一剂药送张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复出,张、吴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昌时把大权握在手中,不愿张溥尝鼎一脔,就出此毒计。当然,吴昌时的背后还能看到周延儒狞笑的影子。
张溥,才华出众,思想敏捷,着作繁富,涉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他死后,御史刘熙祚、礼科给事中姜埰等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周延儒亦大力荐之,崇祯皇帝遂下诏征集张溥所着之书,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
张溥,字乾度,一字天如,号西铭,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人,是明朝晚期文学家。选庶吉士,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张溥曾与郡中名士结为复社,评议时政,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一生着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代表作有《七录斋集》《五人墓碑记》等。
张溥,出身贫寒,但年幼好学,有神童之称,开始结社评论时政,博得名望,起初取名为应社,后来改为复社,参与苏州抗税暴动,撰写《五人墓碑记》,痛斥阉党,名动天下;组织群众驱逐阉党骨干顾秉谦,从此成为天下士子当中的巨星,复社的声势也从此震动朝野,号称是“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其影响力遍及南北各省,走到哪里都是万人空巷。
在当时,复社成员发展几乎遍及国内,共三千零二十三人,着名的爱国文人陈子龙、夏允彝、侯岐曾、杨廷枢、顾炎武、归庄、陆世仪、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内中坚,苏州一带的文人入盟最多,他们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结成了浩荡洪大的政治力量。由于张溥等人的筹划和努力,当时的文人士气大振。一扫“宁坐视社稷之沦胥,终不肯破除门户之角立”的明时士习,打破门户之见,以国家为重,年轻的张溥在阉势熏天的日子里,不计危殆,挺身而出,振臂而呼,树起了以文会友的旗帜,来绾结天下士人的心。他匡扶正义的勇气,歆动天下,然而,这只是书生意气,他在幕后操纵朝政,反被高官大臣利用,聪明反被聪明误,抱着遗恨而死,年仅四十,留下了值得后人深思的无数问号。
幼年时,家中财产被身为工部尚书的兄长张辅之凌夺、讼争,父亲张虚宇郁郁而死。张溥因为庶出,家族中都看不起他,连家中的奴仆也讥笑他,但张溥不妄自菲薄,他洒血书壁,暗暗发誓要自强不息,与好友张采日夜在家苦读,并对经典不惮一而再、再而三地抄录、默诵,直到能够流利背诵为止,着名的“七录斋”的故事由此产生。张溥与江南文人在苏州创立应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又发展夏允彝、陈子龙、吴应箕等加入,以文会友,兼议朝政。他们崇尚气节,欲在明末的风云变幻中有所作为,应社诸人就是未来复社的骨干。
苏州周顺昌被捕,五人奋起于平民百姓间,为周顺昌鸣不平,结果不屈而死。张溥在五人墓前,“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哀痛五人墓只是块无字石,便写下了着名的《五人墓碑记》。文中赞扬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事后他对张采说:“我们这些人应当为国事奉献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结燕台社、吴江结复社,都是“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歇”,忧国忧民,指出应对污浊的政治反抗,伸张正义。自复社建立后,他们更是连连发起驱逐阉党顾秉谦、阮大铖的行动。
复社兴起时,周延儒为首辅,他是张溥考取进士的宗师,复社中有许多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周便利用了这支力量,其实在周延儒的内心对东林党与复社均无好感,甚至还有些仇恨。后来,周延儒被罢官,温体仁当上了首辅。温早就对复社和张溥目为眼中钉,在他的授意下,其弟温育仁、吴炳等作了《绿牡丹传奇》,讥诮复社,故意挑衅。如今他一朝成为首辅,自然就快意恩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