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离世，导致保守派分裂成了三个派系。

当时理学开始出现，皇帝赵煦的老师程颐，由于程颐和他的哥哥在河南的洛阳讲学，因而被称为洛派。

第二派呢，便是苏轼为首，在对待新法问题上，并不完全否定王安石的变法。苏轼出身于蜀地，因而，被称为蜀派。

第三派呢，为朔派，以刘挚和梁焘为代表，他们主要是北方势力。

当赵顼驾崩之后，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便把司马光，连同那些先前被赵顼贬到各地的官员们，全都召回了朝堂之上。

司马光对新法的完全否决，苏轼为首的蜀党，就并不赞同。

苏轼觉得，在王安石与赵顼所推行的新法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有助于大宋的发展的。

苏轼给司马光谏言，给太皇太后写奏章，可好端端的一些政令，还是被彻底废止了。

大宋经历王安石与司马光，那也就是新党与保守党的两党之争。

苏轼亲身经历了因抵制变法，变法派用乌台诗案，差点让他丧身大狱。

王安石对保守派的打击，也就是该贬官的贬官，最典型的下狱，那就着落在了苏轼身上。

而司马光上任后，保守党们回到朝廷，利用了车盖亭诗案，把蔡确先贬到了陈州，又很快贬到了安州。

蔡确极度地失落，当初，他可是权倾朝野，但凡能够把曹王和雍王立为皇帝，也不可能有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于是，蔡确在游览车盖亭的时候，便写下了十首诗歌，表达自己的郁闷之情。

蔡确的诗，确被吴处厚奏了朝廷，从那十首绝句当中，读出了对朝廷的不满，对自己自身处境的不公，甚至暗讽了太皇太后擅权。

蔡确被贬往新州。当时朝中刘挚和梁焘都说，岭南之地，路途遥远，蔡确年事已高，还有年老体弱的老母亲，贬往岭南无异于赴死。

高太皇太后坚持不改。

车盖亭诗案后，宋廷便把蔡确、章惇、韩缜确定为“三奸”，并且，把他们的名字，诏告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