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时，承担兵役和交兵赋都是国人（国是一种行政单位，以诸侯贵族为中心，此外的都是野），也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所以子产的这个决定一下子就招致了很大的不满。

而子产却没有因此动摇，更是留下了‘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名言。

一项政策和税收的变动，要不然是满足个人的需求，要不然就是满足国家的需求。

子产是一个仁德知礼之人，绝不会因为满足个人的私欲去危害国家。

他之所以征收丘赋，是因为郑国在多年的征战中，旧有的制度无法满足国家的需求，只能做出改变。

只是这在当时开来，太有违于礼，看重利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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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大夫子宽甚至认为，子产的政策会导致他的国氏较早灭亡。

郑简公三十年，即公元前五三六年，子产做了一件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最辉煌的事，至少笔者是这样看的。

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造在了象征诸侯地位的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华夏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在此之前，法是‘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它完全依附于当时的礼制，并被当时的贵族阶级把持，在新兴地主阶级出现和极剧变化的春秋时代是很不适用的，很容易就引发诸多的矛盾。

晋国大夫叔向得知之后，写信给子产，对他的这一举措加以指责，子产接受了他的批评，但却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

子产的行为对于法家思想的形成是有极大助益的，他和管仲一起被当做是法家思想的先驱。

郑简公三十六年，即公元前五三零年，郑简公去世，他的儿子郑定公继位。

郑定公元年，子产、子太叔辅助郑定公前往晋国参加平丘之会。

子产在这次会盟上表现出色，维护了郑国的尊严，被孔子称赞为‘国基’。

也是在这一年，郑国大臣子皮去世，子产当时正在归途之上，得知消息之后，嚎啕大哭，表示再也没有理解他的人了。

郑定公四年，即公元前五二六年，晋国六卿之一的韩宣子访问郑国，郑国大夫孔张在迎接仪式上举止失仪，大夫富子以此向子产进谏，子产怒而斥责了富子。

当时，晋国的国君晋昭公去世，六卿的力量强盛了起来，晋国的力量去世减弱了，于是，子产在韩宣子访问期间，告诉韩宣子，执掌政事一定要依靠仁德，这是国家稳定的缘由。并且拒绝了韩宣子向郑国商人索要玉环的请求。

郑定公六年，郑国发生火灾，子产因此加强了郑国的防务，不久受到了晋国的质疑，子产进行了辩驳。

次年，郑国驷偃去世，可驷氏不立他的儿子驷丝为驷氏的家主，而是转而立了驷偃的叔父驷乞。

子产对驷乞的为人十分厌恶，且有子不立有违当时的礼法，可子产却没有理会。

驷丝的母亲是晋国大夫之女，晋国因此派人过问此事，驷乞因此想要逃跑，被子产制止。

子产回复晋人，这些都是郑国的内政，晋国的大夫如果要干涉，那我们还算什么国家呢。

晋国因此不再过问此事。

郑定公八年，即公元前五二二年，子产病重，告诫自己的继任者子太叔，为政要宽猛相济，此谓子产论政宽猛，记于《左传·昭公二十年》。

数月之后，子产去世。

根据记载，由于为政廉明，家中没有余财，不能给他办理丧事。

郑国的国民听说之后，纷纷捐助珠宝玉器，子产的儿子不肯接受，大家就把财物扔到了子产封邑的河水中，珠宝在水中泛起斑斓的色彩，从此这条河就被称为金水河。

孔子得知子产逝世的消息，亦是悲痛，称赞他为‘古之遗爱也’。

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是极高，评价他为‘春秋第一相’，甚至是‘春秋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