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成书于500年的《本草经集注》是中国药学史上的一部关键文本。它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的药物，并补充了更多关于药物外形、产地、效用的信息，大大扩充了药物知识。重要的是，它指明了730种药中大多数药的毒性，并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药学里一些常用的有毒药物。该书也阐释了炮制、使用这些毒药的各种技术。因此，要研究中古中国毒药的理念和应用，《本草经集注》是不可或缺的文本。

《本草经集注》成书于中国政治分裂的时期。从4世纪初至6世纪晚期，匈奴、鲜卑、羌等游牧民族在北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汉人则在黄河以南地区相继建立了一系列政权。尽管政治动荡，但由于医学世家的崛起和宗教医疗的繁荣，特别是南方的一些门阀望族编写了颇有影响力的医学着作，因而该时期的医学活动蓬勃发展。在汉代，医学知识主要由师父传给他精挑细选的徒弟，但在这个新时期，医学主要在世家大族内部传承。而且，这一时期佛教和道教的迅速发展大大丰富了治疗手段；不同宗教信徒用药物、禁咒、冥想等方法治疗病患，并试图实现身体的跃升。特别是江南地区兴起的道教炼丹术，以其利用强劲矿物质的丰富经验，影响了当时药学着作的撰写。

《本草经集注》的作者陶弘景，南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附近人士，出身士族。陶弘景学识广博，20多岁即以能文善书闻名。因为家庭的影响和个人的志向，他还精通医学。据他自述，他家数代行医，父祖均熟谙方药，靠一部《范汪方》医治了百千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陶弘景自己也行医，但其家人治病疗疾的活动很可能有助于他研习医学。根据《隋书·经籍志》所录书目，陶弘景编撰了八部医书，包括本草、方书和炼丹着作，所有这一切表明他有丰富的医学知识。

陶弘景年轻时就对道教着作感兴趣，他所生活的江南地区是新兴道派发展的沃土，5世纪时对社会精英有很大的吸引力。492年，在南齐朝廷当了十多年小官后，陶弘景决定弃官归隐离京城不远的茅山。在那里，他一心修习冥想和炼丹术，并编撰道教着作。也就是在这段隐居的岁月里，陶弘景完成了《本草经集注》一书。

顾名思义，陶弘景的这部书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但对其结构和内容都作了重大改动。该书以一长篇序录开始，其中陶弘景不仅评注了《神农本草经》简短的序录，也详细说明了药物的炮制法，列举了治疗主要疾病和解不同类型毒的药物，以及各式各样的组方配伍法。他在序录起始即阐明了编撰这部药学专着的动机，指出在《神农本草经》问世后的几个世纪里，医书作者们不是对该书进行编辑，就是撰写独创的药学着作，由此造成了许多舛错和混淆，使行医者误入歧途。为了纠正此种混乱局面，陶弘景精研他能看到的所有药学着作，在此基础上编撰了这部新的本草书。因此，《本草经集注》反映了陶弘景汇编、整合药学知识的努力，这种药学知识结合了经典医书的智慧和当时对医药的新认识。

小主，

《本草经集注》共载药730种，一半（365种）抄自《神农本草经》，另一半来自陶弘景所言的“名医副品”，指的是从汉代到当时的医家对药物的增录。每一个药物条目包含三层书写：第一层是《神农本草经》原文，用红色大字如实抄写。第二层是汉以后医家们对此药物的评注，用黑色大字书写。重要的是，这一层书写指明了药物有毒与否。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此种说明的具体出处，但是陶着首次将此类知识系统地纳入本草书写。第三层则是陶弘景自己的注释，用黑色小字写在每个条目的最后。

通过建立这种包含若干层次的书写模式，陶弘景开创了为本草书作注的悠久传统。他并未修改《神农本草经》这部汉代经典，而是保留了它的内容，并且增补了来自其他医书的信息以及他自己的评论。为了区别这三层书写，他用了不同颜色和不同大小的字。因为原书早已失传，我们无法确知陶弘景编撰此书时用的是什么书写材料。虽然东汉已发明纸，但是直到5世纪纸才成为宫廷的常规书写材料，而它传播到社会其他阶层可能就更慢了。因此，陶弘景完成《本草经集注》的时间是中国书写技术发展的过渡期，当时纸逐渐取代了简牍这种早期的书写材料，陶弘景有可能使用两者之一作为载体完成其本草书写。

虽然《本草经集注》原书已不复存在，但是该书现存的7世纪纸质写本的一小份残片，让我们对陶着的原貌有了具体的认识。

该文书20世纪初出土于吐鲁番地区，有可能是唐代皇家图书馆的官方抄本。它包括四种动物类药：豚卵、燕屎、天鼠屎（即蝙蝠屎）和鼹鼠。每一个药物条目下面是朱书《神农本草经》原文，墨书部分则为陶弘景增补的内容（大字）和注释（小字）。关键的是，药物是否有毒的信息用墨书，表明该知识并非出自《神农本草经》原文，而是后世本草书加入的。这种独特的作注方式在陶氏之后得以延续，后来的本草着作如法炮制，增补新的药物，并在已有的药物条目后层层叠叠地作注。有赖于此种格式，尽管《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经集注》等早期本草着作的全本均已散佚，但是它们的内容因为保存在后世的本草书中而得以再现。

《本草经集注》写本残片，上面提及四种动物类药，《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插图。

除了指明每一种药物是否有毒，陶弘景对《神农本草经》的组织架构也作了重大改动。其着作以四卷本《神农本草经》为蓝本，这个底本包括序录和分别述及上、中、下药的三卷。陶氏重新整理了《神农本草经》，创建了两个新版本。第一个版本共三卷，卷上为序录，中、下二卷则载药各约365种。第二个版本名曰“大书”，分为七卷：首卷为序录，卷2为玉石，卷3至卷5为草木，卷6为虫兽，卷7为果菜米谷和“有名无实”，后者为 仅有药名而不复使用的药物。虽然陶弘景没有发明根据自然属性将药物分类的方法——这一理念可上溯至汉代——但其着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此种体例确立为本草书的基本结构。

除了改变卷数，《本草经集注》把药物从365种增加到730种，多了一倍。

总的说来，草木在其中比重最高，一半以上的药物属于草木，表明草药学在陶氏的时代占据了重要地位。其次是虫兽（20%）、果菜米谷（14%）和玉石（12%）。各类药在上、中、下三品的分布大致均衡，但下品药略多。

药物在《本草经集注》中的分布，《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插图。

那么毒药在《本草经集注》中的分布是怎样的呢？陶弘景继承了《神农本草经》中以毒为依据的三品分类法，根据毒性将四类毒药的每一类分成上中下三品。陶氏除了指明每一种药物是否有毒，还根据药物的猛烈程度建立了更精细的区分：将毒药分为“小毒”“有毒”和“大毒”三种，暗示他对这些毒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有毒药物在《本草经集注》中的分布，《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插图。

总体而言，全书494种药物中，大约五分之一（22%）被定义为有毒。和《神农本草经》对“毒”的定义一致，这些药物中的大多数为下品药（71%），只有8种为上品药（7%）。此外，有毒药物在四个自然类别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草木类有毒药物最多（56种），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有毒药物是草药。但是就比例而言，虫兽类有毒药物的百分比最高―差不多三分之一（30%）的动物药都有毒。这两类占有毒药物的大多数（84%）。相比之下，果菜米谷类包含的有毒药物最少（8%），可想而知，这是因为这些药物大多数温和，可以长期服用。

这些药物大多归属中品而非下品，偏离了以“毒”为依据的分类原则。除了治疗特定的疾病，许多有毒矿物质也被赋予了升仙的力量，这是中国炼丹术梦寐以求的目标。很可能正是这个高远的追求提高了这些矿物药的价值，使其从下品升入中品。

小主，

草木类包含了大量有毒药物，大多数为下品药。几乎所有“大毒”的药都被放在下品，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附子类药物。陶弘景在书中列举了4种此类药物（天雄、乌头、附子和侧子），并特别称赞附子为“百药长”。这并非夸张，因为附子是中国传统药学中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它也是一种致命的毒物，在古代中国常用于谋杀。因此，正确的炮制是使用这种强劲草药的关键。其他有毒植物包括：巴豆，这是生长在巴蜀地区、一种大戟科巴豆属常绿乔木的果实，可用作强力泻药；钩吻，生于南方的一种有大毒的马钱科钩吻属蔓藤，既能杀人又能治病；半夏，一种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的块茎，夏天采挖，故得名；莨菪子，一种茄科天仙子属致幻植物的种子，既能诱发又能治疗癫狂。陶弘景指出了这些药物的多种用途，如温中、破淤、消肿、健行。

虫兽类毒药也多种多样。蛇出现在这类药中不足为奇，它们的胆因为能治病尤其受到珍视。另一个重要的虫兽类药物是牛黄，即牛的胆囊结石。这味药位列上品，有小毒，用来治疗癫狂，并可轻身延寿。在陶弘景的时代，其高昂的价格和假冒品的泛滥表明牛黄是大受欢迎的药物。虫兽类毒药里最神秘的一种莫过于鸩鸟毛，即鸩鸟的羽毛，陶氏称它有大毒，能有效治疗蛇毒。这种羽毛毒性极强，被它沾过的任何酒都能在顷刻间使人毙命。事实上，鸩酒如此臭名昭着，以至于成了毒药的代名词，成语“饮鸩止渴”即为明证。然而，我们不清楚鸩鸟究竟是什么动物。

最后，果菜米谷类包含了几种重要的有毒药物。其中之一为麻蕡，即大麻类植物的籽实。它被列入上品，能治五劳七伤，驱寒气，散脓，久服则可以轻身、通神明。然而，多食令人“见鬼狂走”——这是强烈扰乱心神的迹象。另一种有毒药物是酒，作为一种大热的物质，它常用作激发药力的溶剂。和麻蕡相似，酒也能使人“体弊神昏”，这是许多人都熟悉的效力。

原文作者/刘焱

摘编/何也

编辑/ 李永博

导语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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