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二年四月,辽东各地陆续进入春耕。
抚顺等地中断一年的马市终于恢复。
叶赫蒙古的马商出现在抚顺等地,向开原官民贩卖马匹。
有明一代,朝廷十分重视马政建设,为得到优良战马,朝廷在民间建立代官养马的制度。
明初战事频繁,这种制度无法解决战马奇缺的局面,于是就有了朝贡贸易。
明代对少数民族多采取招抚政策,凡来朝贡马匹者,皆给予重赏。因此辽东各部族朝贡马匹者络绎不绝。
朝廷为方便交易马匹,特在开原、抚顺、清河等地设立马市,并设有专门管理马市的马市官。
万历四十七年开原血战,卫所、兵备道、马市等朝廷机构被一扫而空。
发展骑兵需要战马,运输物资需要杂马,五千战马只够骑兵营骑用,所以刘招孙必须继续买马。
恢复马市,不仅能获得更多马匹,也可加强开原与外番联系。
开原储藏的粮食和布匹全部被运送出去,与蒙古、叶赫部落交易,换成各类战马。
按照战马品质划分,可分为上上马、上马、中马、下马、马驹五种。
萨尔浒战前,蒙古人卖给建州的战马,往往是上马,卖给明朝的,则是下马。当然,辽东市马官都是把下马按照上马价格向朝廷要钱的。
刘招孙废除了马市机构,让民政部门负责战马交易,骑兵营与中军卫队派人监督,杜绝任何贪污受贿的可能。
此时辽东地区马价大致如下:上上马值米八石,丝绸八匹,上马值米五石,丝绸五匹,中马三石,下马一石。
平辽侯在军费投入上从不吝啬。
为吸纳优良战马,这次购买战马,开原给出的价格比市场价更高。
此外,前往开原、抚顺、清河、宽甸等地贸易的外番商人,食宿费用由当地官员负责。
在多重让利措施的刺激下,外番马商纷纷将最优质的战马带来开原交易。
朝鲜新义州的马商,甚至将大宛马等名贵品种,走私贩卖到宽甸。
袁崇焕胆子够肥,对这些铤而走险的朝鲜马贩子,几乎是来者不拒。
其实历史上朝鲜一直为大明供给战马。
明初,大量缺马的朱元璋效仿元朝,利用其附属国的关系,三番五次派使臣去朝鲜索要马匹。
直到景泰元年才结束,据统计,朝鲜半岛累计为明朝提供七万多马匹。
当然,这些交易大都是和买进行(和买:公平公正两厢情愿的交易)。
以刘招孙目前的实力,当然不可能像朱元璋那样霸气。
好在外番供应战马已经能满足刘招孙所需。
四月底,民政部门与科尔沁、土默特、朵颜、叶赫等部落交易各类战马共计八千匹。
上上马、上马两千匹,中马三千匹,下马与马驹三千匹。
开原与外番各部贸易的原则是,务使开原有利,而夷人不亏。
购入战马的同时,骑兵营的扩张也在进行。
辽民骑术精湛者不在少数,刘招孙在投靠开原的数万流民中,遴选出会骑马的一千二百人,编入骑兵营。
加上投靠而来的部分蒙古牧民,三四月份骑兵营新增骑兵两千,总兵力超过四千骑。
盲目扩张需要付出代价。
开原现在的财力,养活四千精骑,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可能是因为前几次大战太过惨烈,刘招孙总觉得兵太少。
哪怕财力不济,他也要硬着头皮扩张。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一场新的大战即将来临。
康应乾对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很不赞同。
他惊讶的发现,仓库中储备的几万匹布匹被民政官员们全部搬空,被这些败家子换成了战马和骡子。
更让康应乾恼怒的是,粮仓数十万石粮食,被“辽东贸易公司”一车车贩运到蒙古、叶赫、朝鲜,以及蓟镇的满桂,换成了人参、貂皮、松子、木耳、东珠,一车车运回来。
商务司官员们信誓旦旦保证,说什么他们已经打通了浙江福建的商路,等到把这些货物运到南方,换成蔗糖、茶叶、丝绸,瓷器运回来,就有五倍以上的利润。
康应乾对南货贸易不了解。
不过,泰昌皇帝赏给刘总兵的六十万两银子,早被挥霍一空。
据说单是给朝鲜三岛建造大船、招募水师,就花了三万多两银子。
果然是大手笔。
战兵营、骑兵营、水师、情报局,朝鲜矿场,各个地方都要花钱。
半年不到,刘总兵那七八十万两银子又所剩无几,照这个花钱速度,再过两月,开原战兵的月饷都发不出来了。
其他人不管钱,只管花钱。
乔一琦宋应星几个,现在对刘总兵唯命是从,生怕开原扩张还不够迅速。
茅元仪带着工坊众工匠,开始鼓弄什么步兵野战炮,隔三差五就来找刘总兵要钱,比债主还要心急。
宋应星现在不过问工坊事务,他的主要精力转到了战船设计上。
按照平辽侯的提示,宋应星正在改良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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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应乾在山东做过五年的海防道,对战船多少有些了解。
前几日康应乾拜访宋应星,见到案头一叠密密麻麻草图,随便抽出一张,上面画着造型奇怪的战船。与他看到的福船鸟船皆不相同。
后桅的三角帆变成斜桁帆,艏斜桅上桅、艏斜桅横帆都被取消。
老康瞠目结舌,原来船还可以这样造。
屁股的尾楼更低,炮甲板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