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景琰在第二段发言中跟萧选指出了国家的问题所在：

“以玄宗之时，上久将兵让于节度使，国家所以制兵稍疲。后节度使据于一方，互相杀伐，不从皇命，而来一百七十年矣。时汴河尚有镇卫，唐亡以前，城邑颇完；而唐亡后，火之时作。又以顷年之天灾、民变，汴之治不益矣。儿臣疏《治汴河条陈八策疏》，以为得汴河者以平天下，运河通之，则边之民富，官财不困，节度使亦以富强从命，当治汴河之时，需防城邑火患，以防其费。以止但治汴河善者，并不可不忧於此。”

萧景琰认为，节度使分裂的情况现在根本改善不了，已经一百七十多年了，你想快点改也比较难，唐朝灭亡之前，每座城市有非常良好的管理制度，唐朝灭亡后，天下大乱，因此很多城市都出现了纵火事故，加上天灾民变，朝廷一方面要花钱治理城市，一方面又要去养育地方，造成了汴河的治理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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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上疏《治汴疏》前，他一直认为“得汴河者可平天下”，汴河是联系南北经济的命脉，当汴河通行了，所有运河沿岸的州县都会富裕，只有民富了，国家才不会贫穷，节度使也会因为中央朝廷的强大而听从王命，所以治理汴河的同时必须严格防止城邑发生的火患，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浪费。

接下来，萧景琰向梁帝进一步地提出自己治理国家的想法，他开始把矛头直接扭向誉王萧景桓。

“先数十年之事，王仙芝、黄巢承私盐起，以赋役太重，而兴民变。儿臣以为，今不可重徭赋，盖宿州张猛作乱，多杀以恶积财之主；而庆历效节军以饥夺河北豪强之财。儿臣愚以为私盐须止，复不可急。”

“第五琦行榷盐法，以官运、官销；及刘晏改盐政之际，改为商运、商销之法，此中多不法之商，借运官盐而售之权，或加价图利，而盐官益增，为政之冗官甚重，亦所以官而不顺国策也。彼此渔利，盐价升，民取其力渐衰。朝官行榷盐者，或依法从事，亦有不抵其利之诱，故其身贩私盐，以取豪利。”

萧景琰认为，北方因为张猛案的事情，一大批囤积居奇和私藏粮食的地主被杀，人地矛盾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缓和，与此同时，庆历效节军也在河北疯狂抢夺豪强的土地，所以北方的阶级矛盾相比于此前已经有所缓和，因此必须缓慢治理私盐。

萧景琰表示：私盐的问题在于现在梁帝国行的是刘晏改革的榷盐法，也就是采用商运商销的模式，这其中有部分盐商借着出售官盐的权力，不断加大盐价，而朝廷设置的盐官不断增加，导致冗官问题存在，这些官僚彼此之间渔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腐败网络，在这种风气之下，即便当初有依法管理盐业的公职人员，也会被腐败侵蚀，从中获取私利。

此后，萧景琰认为，盐官的设置，不是说多设置管理盐业的官员就能了事，必须细分官吏的智能，并且设置发运使和掌握登记盐务管理的官吏，强化对私盐的监察能力。

此外，萧景琰还表示，朝廷管理盐业混乱，还在于朝廷对煮盐亭户的赋税无休止的增长，他认为：

“因当地盐业大小，以大中小三分，可置大者盐监，下分盐场，盐场以下分盐务，层层监之，密监盐之流向，可以制私盐滥矣。至于朝廷盐税岁入，多来于江南亭户，自本朝以来，亭户煮盐，既而官府取之，计各亭户人数及亭户盐产量课之，后计其比例税之。江南富足，如谓钱塘等，计一斤盐六钱；而此非朝廷常赋，自渝贼、燕奴侵中国，朝廷常扩征亭户之税，亭户本自负盈亏，故愈为难矣。”

“先是朝廷数增盐税，所致亭户大逃，尤以滑国旧地为甚，此象久之。因张高缘故，朝廷治江南产盐久无作为，故江南私盐泛滥，官盐滞销。今儿臣看来，朝廷更此做法：以当地户口计贫富从而强售官盐，又将官盐远销内地。远者贪之，则于盐中大加泥沙，百姓苦其久矣。”

最后，萧景琰表示，一定要完善好法律制度，目前为止是没人在盐业方面制定法律的。

萧景琰自己写了一份汉唐盐法的研究给萧选看，朝廷大部分大臣表示许可，当然萧景桓已经是满头大汗，因为这份上疏没有一个字提到他，但是基本上每一句话都是杀人诛心，以后朝廷要找麻烦只会往他身上找。

这里我设定了萧景琰决定使用盐引改革，这实际上是宋朝中叶以后的改革了。

接下来，萧景琰向梁帝指出朝廷以后的大方向：治盐为主、其次内政、再次边防、最后藩镇。

这个意见梁帝也没法反驳，因为按照现在梁帝国的经济状况，只能先把经济弄好，再去考虑削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