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山东为例，截止到乾隆五十二年，整个山东的人口超过两千五百万，人均耕地不到2.5亩，地力已经被开发到极限，湖北、河南乃至直隶山西都是如此。

而且由于近些年大量的水旱灾害，导致整个北方的民生极为拮据。连年的灾害，土地被不断集中到地主和权贵手中，日甚一日。事实上山东也好，直隶河南也好，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耕地已经被地主瓜分，很多自耕农都变成了佃户或是破产农民。所谓“占田者十无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

这时期比较有名的大地主，比如京郊怀柔的郝氏，有上等良田万顷；宛平的查氏、盛氏，也都是赫赫有名的财主。

军机大臣和珅，有田八千顷，他的家奴刘全、马八十三等人占田都在六百多顷；曾任广东巡抚的百龄到任不足一年，居然占了五千顷的田。

而山西平阳府一位姓亢的盐商，家产数千万，田亩几万顷，光是大大小小的粮仓，就多至一千多座。连乾隆都说“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盐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

在这样水深火热的情况下之所以没有爆发农民起义，一是因为清廷不断的赈灾救济，让这些人吃不饱也饿不死，似乎总有一线希望；就跟拉磨驴子前面吊着胡萝卜一样，看得见吃不着。二就是满清官府对于地方民变极为重视，一有风吹草动就迅速派兵扑灭；愚民政策外加人头滚滚，谁还敢造反？

就在这样一个大破产时代，无数人只得卖身投靠权贵地主为奴为婢。一个道台上任，光是随行家奴就有数百人之多；前呼后拥，好不威风。

北海镇现在是老百姓眼里的反贼，想要跟清廷抢人口，让老百姓漂洋过海去外东北，但凡觉得能活的下去都不愿意跟随。再有就是中国人固有的“人离乡贱”的观念，就算是守着茅屋啃草根，只要“胡萝卜”的幻影仍未破灭，就不愿坐船出海。

北海军若是南下入关，手里不掌握田地，不掌握大量粮食，面对地主乡绅阶层在武力上的反扑、经济上的巧取豪夺，留着一帮封建权贵跟自己逗闷子吗？

那些被剥夺了大量剩余土地、劳力乃至话语权，甚至想着反攻倒算的地主士绅阶层，指望他们能配合北海镇完成工业化国家的进程，这不是开玩笑么！

说一千道一万，机关枪大炮再厉害，老百姓不能吃饱穿暖全白搭！

当赵新讲完了这些，在座的众人都是恍然大悟，只听他继续说道：“现在除了嫩江水系，其他四条水系里，乌苏里江河道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其他三条我们只是部分控制。而伯力、三姓城一旦站住脚，再加上宁古塔和黑龙江城，牡丹江、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河道就能基本掌控。这样一来，北海镇军政系统就能在整个外东北调动自如。所以，我的态度是墨尔根城和呼兰河城不打，加强黑龙江城的防御体系，眼下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沙俄！”

范统问道：“那我们下一步怎么打？”

赵新的回答掷地有声：“顺流而上，收复所有的失地，在今年入冬以前，夺取伊尔库茨克！”

与此同时，雅克萨城的工地上。

那些被女皇一道命令迁移至此的农奴们，刚下船就被带到工地上干活，砍伐树木、挖掘土石。不远处，几座砖窑昼夜不停的冒着黑烟，被烧好的砖很快就运到工地上，变成建筑物的一部分。

这里所修建的是一座大型四角星形棱堡。沙俄入侵后，大批停留在尼布楚和赤塔的哥萨克农奴跟随着俄军的身后来到雅克萨，成为修建城堡的主要劳力。

这座军事堡垒城墙低矮，堡墙的每两个面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尖锐的楔子状向外突出，在每道城墙前方还建有一个没有任何遮挡的防炮墙；防炮墙和后面的城墙都是斜面构造，中间则是宽大深邃的壕沟。在棱堡的正门外，还有一个独立于城墙且高度较低的外层棱堡。这是用来掩护城门的，通过吊桥与城墙向连接。

从十六世纪机动火炮问世伊始，有人就敏锐地抓住了反制概念的根本。既然火炮最能对高墙造成损毁，所以新城墙就必须造得低。然而城墙低了，敌人很容易发动突然袭击，顺着梯子攀过城墙进入工事内部。新的工事体系要求既能够抵御火炮的射击，同时又不让敌人的步兵靠近，因此以深度换高度的棱堡由此产生。

事实上棱堡最厉害的东西不在于其防御力，而是斜面设计的堡墙变相的增加了某些区域的厚度，正面城墙的厚度要比带清那种平面的城墙厚很多。所以棱堡的出现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发扬火力，而非堆砌被动的防御能力。宽大的壕沟与低矮的墙体，使得大量土方可以堆砌在壕沟前方修建防炮墙。

这个时代前装加农炮的打击面是一条线而非一个点，弹道平直的加农炮在面对倾斜设计的防炮墙时，是无法通过调整炮兵阵地降低跳弹风险的。得益于极小的角度，防炮坡在面对炮击时也不会崩塌掩埋壕沟。

对于防守方而言，通过精心计算角度与坡度的防炮墙可以反过来利用滑膛炮的跳弹形成恐怖的连续杀伤带，从侧面对进攻方造成严重杀伤。同时防炮墙使得近距离上火炮最大俯角内的射击死角被极大压缩，将安全的城下变成了死亡走廊。

苏沃洛夫对雅克萨的这座城堡设计十分满意，多层防御、强火力覆盖，而且还没有任何火力死角。

眼下他需要的就是时间，他觉得凭借这样一座城堡，即便清军来五千人也会碰的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