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只要能买下荒山开始种茶，让北海镇的触角深入茶叶行业底层，此行的目的就算完成了。至于后面茶场或是和其他茶行合作，那都是贸易部的人来负责。

数日后，郑文显在张秀仁的撮合下先是宴请了本地县衙的衙役，接着又请了户房的书办，最后是县衙的师爷。幸亏是有张秀仁全力帮忙，要不然郑文显肯定被狠宰一刀。

等官府这边都谈妥了，这才在户房书办的引荐下见了几个中人，购买荒山。

清代买卖田产的手续和规定大体上沿袭明制而有所增益，一般都是由业主请托中人。需要注意的是，卖田不是说一上来有人买就可以直接卖，而是先要问直系亲属、本家和族人要不要，然后再问原来的业主要不要，两边都不要才能卖给外人。

不先问亲房直接找买主，往往会引发争端，甚至惹出人命重案。搞的买卖双方倾家荡产，严重的甚至流放问斩。这样的例子在乾隆时期屡见不鲜。

郑文显、卖主和中人三方要坐下来当面议价，最后郑文显一共从两个中人手里买了三个山头，二百多顷，作价六千三百两银子，合每亩地三两。写完了“绝卖地文契”，画押交纳了田价银子后，还要付画字银和脱业钱；这笔钱又足足花了两千两银子。

所谓的“画字银”是卖主及其亲房、族人在田地正价之外向买主索要的钱，不给就等着开打惹官司吧。

而“脱业钱”在北方也称为“喜礼银”或是“赏贺银”，是要付给这块地的上一任田主。清代乡间俗例，凡是卖田，上首业主原有脱业钱必须要付，不给不行。

你以为到这一步就完了？别急，后面还有呢！

依照法例，完成上述之后，便要报官投税，更改官府的田地记录档案，过割钱粮。毕竟人家那地上原先可能种着东西呢，得等人家收获完才行，就算是荒山，备不住还有几颗野果树，这些都要说清楚。

到了这一步，郑文显他们带的银票已经花了个七七八八，可这还只算完成了第一个阶段。之后还要经过找价、回赎、绝卖三个阶段，才算是彻底完成了田地的买卖手续。其间稍有不当，田地的买卖就难以实现。

按说土地买卖应该也和其他商品一样，一经出卖，就应该归买主所有，卖方都拿完钱了，也就无权干涉。问题是随着田地产出或是地租额的不断增加，地价也在上涨。比如羊楼洞这边的因为盛产茶叶，荒山的低价也在逐年上涨。

话说作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资料，土地显示了与其他商品完全不同的特点，于是活卖和绝卖自然而然形成了。

当年的“东台一柱楼”案究其根源，其实就是处在活卖的赎回上。蔡家想低价赎回，徐家不同意，徐家是大乡绅，蔡家惹不起，最终导致蔡家怀恨，继而以写反书的罪名谋告徐家。虽然徐家家破人亡，可蔡家最终也没拿回地。

那么活卖和绝卖的区别是什么呢？说白了，只要在卖田契文上没有注明“杜绝”的，都是活卖。

既为活卖，卖主就可以向买主找补银钱，或叫贴补银钱，也叫“找价”。索要找价银的理由一般都是诉说原价太少，需要补贴。而且往往是找补一次都不行，以后只要地价涨了，还可以继续找补。

这种情况官府一般是承认的，如果买主不交找价银，引起纠纷，官府还要惩办买主。

在这种乡规约定的前提下，无论是官商还是官绅，能不勾结吗？不勾结的话，别说是本地人了，外乡人会被吞的连骨头渣都不剩。

当年徐大用在苏北买的那些盐碱地都是根本没人要的，他签的就是活契。之所以没什么纠纷，一是徐大用买通了官府，阜宁县衙门的差役已经被他全部买通了；而是那些盐碱地这些年压根儿就没种过什么东西。

你敢改善盐碱地，种植新作物？行啊！第二年卖主就得来找你赎回或是找价。但凡不是那种有权有势需要十里八乡土豪劣绅们巴结的，不给找价钱就是“无信”，不守乡约！

封建社会里士绅们生存基础是什么？乡规伦理。不守这个没人跟你做生意、没人会过来帮工帮佣。还想揭竿而起，四方景从？

这年月晋商和徽商之所以能纵横各地，一是他们有大量子弟在朝中做官，二是经商的子弟都捐了官身。比如渠家的渠同海就是守御所千总衔，而渠映璜则是六品的直隶州同知衔。

当然了，现在商人捐官最高也只能捐到四品的候补道，而且价格巨贵。因为清廷跟北海镇交锋多年，耗费银钱已达千万，现在捐个候补道的价格是16400两白银，候补知府也要13200两。

等买完地办完了手续，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郑文显不敢再耽搁，他先是派了两人回射阳湖汇报情况，以便办理后面茶园的事，自己则带着林道生等人急匆匆的往广州赶。

谁知他们在前往长沙城的路上，路过一间茶肆休息时，看见驿道上时不时就有一些手持刀剑棍棒的壮汉经过，其间还有女子。

林道生感觉好奇，便跟其中一个停留喝茶的汉子攀谈了起来，结果那汉子说出了一件让郑文显他们既吃惊又啼笑皆非的消息。

眼下江南各地流传着一个消息，有一豪商开出暗花悬赏，谁能赴北地取下赵新的项上人头，作价黄金一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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