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听了江藩的话，起身在屋里走了几步，他一把拉开门，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阿妙看到赵新穿的少，连忙进屋取了大衣，踮着脚披在了他身上。

赵新盯着阿妙，把对方看的都不好意思了,脸一红低下了头。此时只听他缓缓道：“江先生，有一位圣贤的话你一定没听过。”

“哦？江某虽不敢说阅遍天下书，可自问‘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却是看了的。请问赵王，不知是哪位圣人，所言为何？”

《尚书传序》中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书，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

“三坟”的“坟”，其实是“大”的意思，所以《三坟》据传是阐述大道的书。

“五典”的“典”其意为“常”，也就是五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行为准则。

“八索”就是八卦，比喻《易经》，不懂《易》，也就更不懂算数天文。

“九丘”则是介绍华夏上古地理的典籍，也就是舆地。

江藩的口气很大，他也的确有这个资本。他年少时便授业于经学大师惠栋、江叔沄、余古农。博综群经，尤熟于史事。十八岁编写《尔雅正字》，后又写《周易述补》。历史上他编写的最有名的著作就是《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和《舟车闻见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江藩敏锐的注意到赵新说的是“人民”而不是“民人”，随即拱手道：“哦？敢问赵王,何谓‘人民’？”

“第一个‘人民’，是指天下所有的人,不分帝王草民，不分贤愚。第二个人民，是说创造了这一切的人。孔孟、诸子百家、你、阿妙、尹兵卫、扫大街的、打更的等等，还有外面那亿万耕地织布、开动机器的人。没有这些人的劳作，所谓的圣贤什么都不是！”

一旁的阿妙和尹兵卫听到赵新将自己二人和孔子孟子相提并论，都惊讶的望向赵新，心说自己怎么能跟圣人比肩？

江藩长叹一声，冲赵新深施一礼，拱手道：“赵王为何不提自己？如今北海上上下下，若无赵王苦心经营，何来今日？”

“我？”赵新摸了摸阿妙那乌黑的头发，淡淡一笑道：“我只是个偷机取巧的罢了。”

说罢，他让阿妙关上门，走过桌案，坐下后对江藩道：“江先生，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科举么，我暂时不打算废除。”

江藩听了这话顿时心中大喜，他说了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

“不过，”赵新目视江藩，看到对面面露诧异后才道：“北海镇这个体系的官员绝大部分不会走科举，各级的行政主官更不能是只懂四书五经，不通经济民生、养着一帮师爷衙役、麾下奴仆成群，只知一味捞钱的封建官僚。”

江藩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明白这是士绅官僚的通病，自古如此。真能像张居正、海瑞、于成龙那样一心铺在民生经济上的官员少之又少。

“以后北海镇的科举考试里，不管是哪一级，都要加一项策论考试。经济、法律、地理、数学、化学等等各出一题，士子自选答之。考试通过后，还需要进行至少两年的专业对口学习，才能从事事务官的工作，事务官干过几年，才能为政务官。”

江藩顿时长出一口气，心说赵王这大喘气真是吓死人。策论嘛，这个简单。像焦循那样的，肯定选数学；洪君直搞不好就会选地理。

至于中了之后还要进行专业学习，这个更是应该。

秀才还要经过贡生的阶段，过了“科试”才能考举人；就算是庶吉士还得进翰林院学习好三年，时不时就得来场考试，不经坐馆不得任职地方。

只听赵新继续道：“捐官这种事在北海镇是肯定不会存在的。”

江藩脸色顿时涨的通红，兴奋中向着赵新一躬到底，起身道：“此政大善！”

其实赵新思考了这么多天，主要就是在想如何对待科举。

这玩意根本不可能一下废除。且不说科举制度对于士人群体具有的特殊意义，而是儒家文明一直是通过这种形式，才能代代薪火相传，并最终塑造了后世的华夏文明。

既然想成为工业化国家，那么绝对专制就是第一个无法逾越的门槛。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确立国家建设的信仰基础。

与另一时空里被迫近代化的满清不同，本时空的北海镇根本绕不开的是，儒家文化目前处于最为鼎盛的阶段，其价值信仰系统深入人心，完全不存在认同危机。

晚清之所以灭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政治的合法性遭受外来文明的冲击。

不平等的条约破除了“道统一尊”的地位，割断了传统权威生长的核心逻辑，传统的“以德统力”观转为“以力彰德”观。

道统关于权威来源的基本解释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其中包含的权威生长逻辑链就是“天--天子--天下--华夏--四夷”。

也正因为如此，处理中外关系的制度安排必然是“夷夏有别”和纳贡制度。纳贡制度是维系“道统一尊”不可缺少的一环，它不仅向世人勾画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图景”，也强化着人们对“天子受命于天”的服从。

如果不分华夷、解除纳贡制度，则“天子受命于天”而“威服天下”的逻辑就不完整。其进一步的影响便是既然“夷”可以不从夏，天下又何必从于天子呢？

如果说，由传教士引入的西方宗教和自然科学对道统一尊的解构还多少带有理论上的味道，那么，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无疑使这样的挑战变成了现实，并具有了法律效力。

问题是北海镇是个怪胎！

从文明上讲，赵新他们引入的其实就是外来文明，只不过没人知道；而从人种上讲，赵新他们是中国人而非西洋人，所以也就不存在亡国灭种的问题。

所以这事就很麻烦了。

赵新不想遵循就有的朝贡体系，那么就意味着自董仲舒以来确立的“君权神授”理论的崩溃。北海镇以工业立国，则意味着“尚礼义不尚权谋，在人心而不在技艺”的立国之道再也站不住脚。

这时候如果还要废除科举，则意味着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知识权力化”链条被斩断，将使得整个国家知识阶层对国家认同和信仰的崩塌。

然而恰恰在这个绝对专制的时期，从政治上讲，国家是需要知识阶层协助，来建立认同和信仰的，否则就会处处烽烟，防不胜防。

某人说可以搞军政府，以后再改过来。

近代国家的权力体系无非四种，财富权力化、军功权力化、出身权力化和知识权力化，前三者已经被中国人所摒弃，只有知识权力化才算是相对最公平的。

好的不学学坏的？除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还能有什么？看看另一时空的暹罗和拉美，权力体系一旦固化，谁会允许外人动自己盘子里的奶酪？所有想动的人，要么最后是远遁避祸，要么就是全家死光。

皇帝？皇帝那时候只是一个摆设而已。

所以，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科举制是不是应该废除，而在于新式教育体系能不能能替代科举制的选才和教育功能，能不能立即担负起科举制原有的政治整合功能，能不能增强社会结构的弹性并有利于国家对社会的驾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