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刘文炳暗中扶持一下，通知侯恂那边，准备给这些厂家下订单吧…”

“还有，让那些鸭场，鹅场的宰杀鸭和鹅后，把绒毛留下晒干，你让织造局的人去收回来填充到衣服里面，这东西做成的羽绒服特别保暖…”

“是，皇爷…”

王承恩听的有些怀疑，羽绒服是什么鬼？那些羽毛真的能保暖？转而又因为朱由检的表扬老脸一红，正犹豫着要不要跟朱由检实话实说呢…

正在这时，施鳯来，李标，李国普，宋应星，张瑞图，袁枢，宋献策，以及一众内廷官员就到了…

见礼过后，首辅施鳯来率先出言道：

“启奏陛下，户部尚书毕自严近日递交奏疏，言，至今年四月，各省积欠盐课银已达三百二十万余两，且积欠数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若能将这笔盐课银收缴上来，将能够极大的缓解我朝财政压力…”

（盐课即盐税，是明朝的一项重要税收，每年约解送太仓银一百余万两，各镇银三十多万两，约占明朝每年总收入的一半左右。随着东林党势力的膨胀和官员素质的下降，到明朝后期，政府官员对各地盐政的监督力度越来越弱，导致私盐越发泛滥，，朝廷盐政越发糜烂…

虫子一直在查关于明末的税收问题和辽饷问题，结果要么是高段位的学者写的论文，晦涩难懂，要么就是要收费，要么就是各种段子的网文，完全说不清楚。

明政府税收是地区差异制，富的地方多收，穷的地方少收，但要命的是明政府制定的税收数字，下面的人从来无法完成，能够达到目标的八成就是很难得的了。

因此有很多专家说什么天启辽饷加收最高770万两银子，崇祯初年就930多万了，但问题就在于实际收取和目标计划他不同步。实际天启最高辽饷实际收取数字才550万，从来没有达到过770万这个史书上记载的廷议的数字。

从实际收取辽饷年份来看，万历末年是200万和520万。天启元年550万，2年291万，3年476万，4年411万，5年499万，6年559万，7年545万，崇祯元年年390万，后面的差不多，崇祯4年后，这个计划的数字越来越高。因为史书记载的是计划收取，而实际收取需要通过各个账目来对齐。

单从盐课一项来看，辽饷盐课是每引加一钱，当时大约是每引5-6钱。而天启六年辽饷盐课是54万，按这个参数计算，天启六年盐税大约是250万左右。而崇祯初年辽饷盐课是21万，因此他的盐税大约是100万左右，流失严重。这里指的是实际收入和廷议的收入是两码事。

实际上，明朝末年，连税收都收不上来，增加的辽饷就更不用说了，只能欠着。到崇祯6年为止，单单盐课便欠到了320万两。

更关键的是，从明初到万历的“苏松重赋”遭到破坏，这是东林党最要命的一条政策。明初根据各地经济情况不同，设计了不同税率，其中苏松一带的税率最重。

苏松两府占全国土地1.6%，却要缴纳全国13%左右的农税，比河南陕西全省的税收（河南陕西各占全国赋税8%）还要高的多，如果再刨去地方政府日常开支，那么苏松两府在中央财政中所占的份额高的可怕。这也是导致朱由检投鼠忌器，暂时不敢动苏浙地区的五大商帮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茶叶，织造等名目繁多的非土地税，几乎都压在苏松两府。因为同样面积的土地，江南的产出远远高于河南陕西之地，所以江南的税率是河南陕西的数倍。可以说明朝中央财政收入，江南占了三分二以上。这也保证了河南陕西这些土地较为贫瘠地区人民的生活。

但是，就算是在这么高的税率下，苏松一带百姓的生活水平依然远远高于全国各地。而苏松一带的地主、士绅、商贾的生活那都不用多说了，大明天子也未必比得上。也就是说苏松两府任何一府的税收应该高于其他省税收一倍以上，才算正常。然后我们来看东林党在干什么？

首先，他们打着公平的旗号，极尽忽悠之能，将辽饷改为均收，再到后面的三饷，全部按面积平均摊派。到万历末年，苏松两府每户仅摊派饷银0.056两。而陕西每户摊派0.26两，河南每户摊派超过0.4两，竟然达到苏松两府人民的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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