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竟又有三百多名官员到文化门请愿，并且以绝食反抗天子暴政，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扩大迹象。

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那一张张坚定的面孔，那一声声悲愤的呼喊，仿佛在控诉着对大明皇权的薄情寡义。

一致要求皇帝及内阁颁布诏令，缉拿马超，解散人民军，裁撤上海警备营。

彻底查封中华总商会，为那些遭受冤屈和迫害的各地官员平冤昭雪，另行赔偿。这些要求如同锋利的刀刃，直指朱媺娖和她所代表的上海工业区。

崇祯皇帝迫不得已之下，只好躲在后宫称病不朝。将这件棘手的事务，全权委托给内阁首辅温体仁和诚意伯刘孔昭去处理，希望他们能够劝解那些愤怒的臣工们。

然而，面对百官们如此激烈的情绪，温体仁和刘孔昭势单力薄，根本就无法应对。

他们被一众官员骂得狗血淋头，只能羞愧的掩面逃走，回到家中后便声称自己生病，再也不敢前往文化门。

眼看着局面即将走向失控，崇祯皇帝也终于坐不住了。一面下旨京师三大营进入战备状态，一面安排太子朱慈烺亲自出马。

前往太仆寺街上的衍圣公府，恳请进京朝觐的衍圣公孔胤植，出面调解这场君臣之间的纷争。

孔胤植作为孔圣人的嫡传后裔，在大明国士大夫和百姓心中，都有着极高的威望。他的出现，必定会给京师混乱的局势带来一丝转机。

经过孔胤植的一番努力劝解，暂时平息了京师文武百官的愤怒，答应与内阁之间通过谈判化解矛盾。

因为有衍圣公的出面斡旋，朝中文武百官也做出妥协和让步，恳请大明国内阁能够发布相关政令：

“一是彻底取缔中国总商会；

二是撤销上海工业区内驻守的警备营；

三是命令马超所率领的人民军，必须永久性的驻扎在神木县境内。”

得知这一系列变故后，崇祯皇帝在宫中被气得怒发冲冠、暴跳如雷，但却又无计可施。

最终，他也只得与内阁商议，下达了一道相对折中，且具有安抚意味的圣旨。

首先，崇祯皇帝责成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对中华总商会展开全面调查。

务必查清，其中是否存在官商勾结、违法乱纪，以及与民争利的诸多问题。

同时，要为所有遭受到中华总商会打压迫害的各地官员、商人和富户平冤昭雪，并给予他们相应的财货赔偿。

其次，针对上海守备营规模过大一事，崇祯皇帝通过内阁下旨，由一万两千人裁减至三千人。

并要求上海工业区守备营，永久驻守在上海县城之内，若敢再擅自跨越边界，则会被视作叛逆作乱。

此外，马超及其领导的人民军，崇祯命令他们永久性驻守神木县，并接受榆林卫的辖制。

倘若再敢私自调动兵马或是挑起事端，则同样会被视为谋反叛逆，将会予以最严厉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