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我入党了,正式成为了陈静宜的同志。(2 / 2)

虐待爱情 胡宇伦 11955 字 24天前

码头,临上船之前。

陆霆宇问道:“静宜,你难道就不能...”

没等他说完,我就说道:“头走之前,我不想和你吵了。”

陆霆宇长叹一口气,说道:“那...那就祝你一路顺风吧,希望你平平安安的,不要出事。”

我笑道:“承你吉言。”

陆霆宇红了眼睛,问道:“静宜,这一别不知我们何时才能再见。”

我说道:“等革命成功的那一天吧,那时候如果你还爱我,还没有结婚,咱俩就生个孩子吧。”

汽笛声盖住了陆霆宇说话的声音,我没听清楚他说了什么。

人们忙着上船,我也被人流裹挟上了船。

陆霆宇大声吼道:“静宜注意安全,千万别...别...”

我大声说道:“放心吧,我会注意的!”

轮船很快发动,没一会陆霆宇就变成了江边的一个小黑点。

我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

真正的无产阶级从不惧怕流血牺牲。

12.

轮船开得飞快,没几天就到了武汉。

我很快就又联系到组织。

1927年7月15日,我们再次遭到了背叛。

“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观念逐渐得到了同志们的广泛认可。

我再次参加了武装起义。

城市里的敌人太过强大,对城市发起的进攻以失败告终。

我们去了农村,在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组织起最贫困的农民继续进行革命。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革命的力量在中国的乡村茁壮成长。

白军对我们发起了围剿。

经过浴血奋战,赢了四次,第五次打输了。

我们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强渡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最终我们抵达了陕北吴起镇,我们成功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几十万白军的围追堵截没能把我们消灭,在这一路上我们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只要时机得当,这些火种就会化作燎原之火烧尽旧世界的黑暗,照亮通往新世界的道路。

那一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我们选择暂时放下仇恨,和曾经的敌人再次联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开始全面抗日。

全民族抗战开始了,自此抗战不再局限于东北一隅之地。

日军进展神速,气焰十分嚣张,叫嚣着“三个月灭亡中国”。

平型关大捷是抗日战争的首胜,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淞沪会战激战三个多月,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

日军短时间内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很多人都对抗日持有消极观念。

《论持久战》一书指出了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的信心。

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逐渐转变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无数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被开辟出来,日军被游击战打得疲于奔命。

13.

郑春梅死在了长征路上,没能活着抵达陕北。

我虽然勉强走完了长征,但身体却已经被极大的损耗了,刚到陕北我就生了一场大病。

休养了将近一年,我的身体才渐渐痊愈。

我被分配去参加妇女解放工作,在各地组建妇女救国会支持抗日战争。

因为人手不足,我一直向上级部门申请人手。

终于,有一天,上级部门说给我调来了一个大学生。

我急忙做了一桌好菜迎接大学生的到来。

“静宜,怎么是你?”陆霆宇有些惊讶地看着我。

十年多没见,我黑了、瘦了,但是大体的模样没有改变,陆霆宇一眼就认出了我。

小主,

我也有些惊讶地看着陆霆宇,问道:“你怎么来这了?”

陆霆宇苦笑道:“被教育好了呗,我现在也认可革命了。”

我好奇地问道:“谁这么厉害能教育好你?”

我和他吵了无数次都没能教育好他,我很好奇是谁改变了他的思想观念。

陆霆宇惆怅地说道:“委员长的机关枪、日军的屠刀、南京的三十万冤魂....”

“他们都是好老师,可比你这笨嘴拙舌的强多了,就是...就是...学费有点贵,他们不收钱,只要命。”

说到这,陆霆宇流下了眼泪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就主动抱住了他,就像他之前主动抱住我一样。

哭了好一会,陆霆宇止住了哭声,他一脸严肃地问道:

“陈静宜同志,不知道你有没有结婚?”

我“扑哧”一笑说道:“没有,这些年忙着搞革命,不知道哪天就死了,哪有心思搞这个。”

陆霆宇松了一口气,说道:“那就好,那就好,正好我也没有结婚。”

“你看咱俩都三十多了,年纪都不小了,要不咱俩赶紧把纯洁的革命友谊再升华一下吧。”

我想了一会,说道:“不知道你符不符合二八五团的要求?”

“要是不符合的话,咱俩可能解不了婚。”

陆霆宇一下子就垮下了脸,喃喃自语道:“完了,完了,我入党才四年多......”

我长叹一口气,说道:“我跟上级部门打个报告吧,看看能不能特批结婚,要是不能...”

闭上了嘴,没有继续说下去,这对陆霆宇的打击太大了。

这些要求我是完美符合的,因为我没有结婚,上级部门都已经给我介绍过好几次对象了,但是我都没有同意。

所幸,上级部门体谅了我俩的难处,特批了我俩结婚。

当然,这也是我俩政治立场过硬的原因。

陆霆宇在白区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为党传递了不少情报,掩护了很多在白区工作的同志。

我就不用说了。

所以当我把报告交上去的时候,上级很快就批准了。

“党为了爱护久经战斗的老同志,特批你们两人结婚。希望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党的观念,一切以服从党的利益为要。”

战争时期,一切从简,简单的婚礼过后我俩又各自奔向了工作岗位。

对了,这里得提一嘴。

因为叛徒出卖,包括陆霆宇在内的干部被迫从敌占区转移了出来。

陆霆宇还是干着老本行,当记者。

他这次来妇救会就是想报道一下妇女解放的情况。

因为他觉得,得亲身参与进来才能写出深刻的报道,于是他就申请参与一段时间的妇女解放工作。

我的老上级当时就是考虑到我的婚姻问题,才把他安排到了我的身边。

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相亲了。

14.

有一件让人开心,又让人忧愁的事情发生了——我怀孕了。

因为革命战争的摧残,我的月经时来时不来。

好多医生都表示过对我生育能力的担忧。

头结婚之前,我也和陆霆宇说了这件事。

他表示无所谓,他说结婚是出于爱情,而不是因为别的,如果我真想要孩子,那就领养一个吧。

能够孕育出新生命,成为母亲,我挺开心的。

但是怀孕会影响到我工作,会让我没办法像以往那样每天学习,每天进步。

尤其是现在,抗日战争正在进行,每一天都有人死在日寇的刀下。

而我,一个久经考验的革命干部,竟然在相对安稳的大后方怀了孕。

我一度产生了打胎的想法。

在一次集体生活的时候,我向同志们说了这个想法。

大概的意思就是,只有解决了革命的问题,才能解决了中国社会的问题,进而才能解决个人的问题。

我怀孕,生孩子,会影响到我的工作,进而影响到革命的进程

所以我打算流产,这样我就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来,先解决革命的问题,再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最后我的个人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同志们都不同意,他们都支持我把孩子生下来。

最后我也就渐渐熄了这个想法。

因为身材日渐臃肿,我渐渐开始无法胜任自己手头的工作。

为了照顾我,组织上把我调到了一个相对清闲的岗位。

生产很顺利,孩子健康出生了,是一个健康的男孩。

我和陆霆宇共同决定给他起名叫‘胜利“,寓意为——抗战胜利。

生完孩子的第二天,我就想要回到工作岗位上。

但我的上级没有批准,而是让我好好休息。

休息了三天,我第七次申请回到工作岗位,这次得到了批准。

吻别了陆霆宇和我的儿子,我再次投身到了革命的事业中。

15.

八年浴血奋战,全面抗战胜利了。

当然对于东北地区的同志来说,抗战从九一八之后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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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比我们多打了六年。

总的来说,抗日战争进行了14年,其中六年是局部抗战,八年是全面抗战。

战火纷飞的中国,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但是和平却没有立刻到来,他们对我们主动发起了进攻,撕毁了“双十协定”。

战争又开始了,只不过这次战争将会彻底砸烂旧社会。

在旧社会的驱壳中将会孕育出一个全新的生命,她的名字叫做——新中国!

面对敌人的进攻,我们一度撤出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根据地大面积地丢失。

敌人骄傲地宣布,他们已经获得了胜利。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件事——战争本质上是人的较量。

他们只关注战场上的得失,只在乎自己能从老百姓手中捞取到多少好处。

没有多长时间,人们就普遍对他们失望了。

社会上的民主进步人士倒向了我们。

农村里的农民倒向了我们。

城市里的工人倒向了我们。

不堪官僚资本主义压榨的民族资本家也倒向了我们。

千里挺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

他们进退失据,前线不停地取得“大捷”,战线却在一天天地往后退。

战略决战是从东北率先开始的。

东北地区,他们力量最弱,经营的时间最短。

而我们则是在九一八之后就派遣了干部进入东北抗日。

锦州城外炮火连天,城内敌人毫无战心,战士们气势如虹。

仅仅用时31小时,锦州城就被攻克。

自此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辽沈战役取得了全面的成功。

短暂的休整之后,百万大军从东北南下一举锁定了平津战役的胜局。

几乎与此同时,八十万对六十万的淮海战役也在进行。

单从军队人数上来说,敌人占据着一定的优势。

但是我们的六十万大军背后还有当地的五百万民众。

所以这场战役实际上是六十万解放军加五百万民众对阵八十万敌军。

1927年的政变之后,他们就已经走向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自然是不会再次出现。

原因无他,只因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分得清谁好谁坏。

三大战役先后取得胜利,敌人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歼灭。

长江以北的敌人几乎被一扫而空。

曾经不可一世,肆无忌惮地屠杀我们的人竟然在元旦主动求和。

为了和平,谈判开始了。

1949年4月20号,他们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和谈破裂。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渡江战役开始了。

敌人精心构筑的,号称坚不可摧的长江防线一触即溃。

帝国主义的军舰,耀武扬威却最终在我军的炮火下搁浅。

4月24日,南京总统府被攻克,敌人在大陆上的统治基本被瓦解。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三座大山被彻底推翻了!

16.

我很幸运,成功活到了胜利的那一天,亲眼见证了把我压得喘不过来气的三座大山被推翻。

我的儿子,以及我的丈夫陆霆宇也都活了下来。

胜利全须全尾的,陆霆宇就有点倒霉了,腿上挨了一枪,走路有点瘸了。

我们又收养了一个刚满月的烈士遗孤,我们给他取名叫——建国。

17.

番外——陈静宜

我叫王招娣,出生在江南水乡的农村。

我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

就目前而言,我还没有弟弟。

从我记事起,爸爸和哥哥就一直骂我和姐姐是赔钱货。

那时我还小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不哭,也不闹。

姐姐就不一样了,每次都被骂哭了。

爸爸和哥哥几乎什么都不干,整日游手好闲。

地里的农活,家里的家务活,几乎都是母亲和姐姐以及我干的。

母亲累得直不起腰来,却还要遭受父亲的毒打

姐姐15岁那年,爸爸和哥哥在赌场欠了赌债。

正好,八十岁的王老太爷生了重病,正想娶一个媳妇来冲喜。

姐姐模样周正,很得王老太爷的喜爱。

只不过因为母亲以死相逼,爸爸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现在欠了赌债,他们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直接就和王老太爷的儿子签了卖身契。

王老太爷的儿子来我家迎亲的时候,姐姐跑了。

他们发动了全村的人找姐姐,却一直都没有找到。

爸爸和哥哥都快急疯了,他们着急用姐姐换钱来还赌债。

我悄悄走出了家,来到了一处隐蔽的芦苇荡,姐姐每次被爸爸打哭了,就会来这里哭。

果不其然,姐姐果然在这。

姐姐见我过来,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表情。

“妹妹,姐姐下水玩一会,你不要和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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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忍不住问道:“姐姐,你既然要下水,那为什么要在自己身上绑一块石头呢?”

姐姐说道:“因为我水性好,绑了石头也能游泳,你莫要和旁人说我在这里。”

嘱咐完,姐姐就跳进了江水里。

“扑通”一声,溅起一个水花,之后就完全没有了动静。

等了一会,我开始慌了,我担心姐姐被淹死,就赶紧跑回了家找到了母亲。

姐姐被捞上来了,肚子里灌满了水,早就已经死了。

正好,一个时辰前,等着新娘来给自己冲喜的王老太爷听说姐姐逃婚,气急攻心之下也死了。

王老太爷的儿子索性就扣了一半姐姐的卖身钱,把尸体带回,给王老太爷配了冥婚。

又过了几年,我渐渐开始懂事。

我逐渐明白,留在家里迟早也得步了姐姐的后尘。

那一年秋天,母亲得病死了。

我在这个家里唯一牵挂的人也没了。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和粮食,独自一人去了上海。

爸爸和哥哥从没有干过活,家里的活都是我和母亲在干,所以钱和粮食我拿的心安理得。

历尽千辛万苦,我终于到了上海。

经历了一番曲折,我找到了工作。

工作虽很累、很脏,每天手上和脸上都是黑黢黢的,但是我还是很开心。

那时我天真地认为离开了家,不用再受父亲和哥哥地剥削,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我可以活得很好。

但我显然低估了社会的险恶。

老板欺负我是个女娃,随便找了个借口,扣光了我一个月的工资。

我想找他去理论,却被老板养的打手赶了出来。

那时我已经花光了钱,也吃光了从家里带来的粮食。

我走到了黄浦江边,没想到离开了家,我最终的归宿还是这里。

还好,一个和我在一个地方干活的大姐拦住了我。

她的女儿去年死了,我和她女儿长得有几分相似,年龄又相近,她想把我收作干女儿。

我最后认了她当干娘,名字也改成了陈静宜——大姐女儿的名字。

我问干娘,她是怎么死的?

干娘说:“干活时被卷进了机器里,直接就死了。”

我问:“厂里不赔钱吗?”

干娘说:“老板说,静宜卷进去让机器出现了损伤,再加上机器停转时的误工,我应该赔给他一千块银元。”

我忍不住问道:“难道真没找他理论过吗?”

干娘说:“你干爹就是这么死的。”

那时我就突然意识到,城市里也有坏人,就像农村里一样。

活着,真的好难,好难。

干娘的精神状况很不好,除了干活时,她经常神神叨叨的。

后来干娘得了感冒,发了一阵烧,自此就彻底分不清我是谁了。

干娘经常把我当作她的亲生女儿,拉着我的手,跟我说“静宜”小时候的事。

有时候,还突然要我等干爹回来再吃饭。

最吓人的是有一天晚上,干娘把我的头发都给剪了,说是怕我再卷进机器里。

我没有嫌弃干娘,一直用心照顾着她。

直到干娘有一次犯病,从家里跑出去,说要到租界去找干爹。

我当时正在工厂里打工,没有第一时间阻止她。

等到我回家后,多方打听,才知道了她去哪。

我气喘吁吁地跑进了租界,却见到一辆汽车将干娘撞飞。

开车的洋人吐了口浓痰,大骂一声“雪特”,开着车扬长而去。

沿街的巡警就站在一旁看着,没有一个人赶上前去理论——凭什么在中国的地盘上耀武扬威?

我哭着检查了干娘的身体,脑袋瘪了,直接去世,连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

一旁的巡警走上前来,催我赶紧离开,别在这哭号,若是碍了洋大人的眼,那就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了。

最后,我背上干娘的尸体离开了。

我几乎花光了积蓄,给了干娘一个体面的葬礼。

自那时起我就知道,租界里还有一种坏人。

我继承了干娘的屋子,破破的,小小的,阴暗且潮湿。

只有从一些角落里,才能看出这里曾经生活过幸福的一家三口。

这里曾经有一个善良的女人救过一个小女孩。

干娘教会了我生存,我变得油滑,脸皮也日渐加厚,即便有人当着我的面说黄段子我也能面不改色。

虽然还是会被克扣工资,但是却不至于出现被克扣干净的情况。

后来因为不认识字,我被人忽悠着签了卖身契,把自己卖到了青楼。

当时我以为签的是劳动合同。

还好我中途发现了不对,用银元贿赂了看守,以上厕所为借口跑了出来。

我痛定思痛之下,下定决心一定要学认字。

揣着仅剩的一块银元,我打算去老秀才那报个名,哪怕他教我《烈女传》我也得认字。

结果我在江边见到了一个男人,他长得很俊,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看江水的眼神让我想起了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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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冲上去搂住了他的腰,因为是第一次和陌生的男性近距离接触,我羞红了脸,虽说因为脸上有机油,看不太出来。

了解到了男人的基本情况之后,我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为什么不帮他开个识字班,这样最起码我能免费识字了,而且他长得好俊......

......

我再次回到了上海。

打死干爹的黑心老板因为欠的血债太多,公审后直接枪毙了。

和他一起被枪毙的,还有一大批地痞流氓、黑心老板。

其中有不少人就是参与过屠杀进步人士的,其中就有当年埋伏过我们的大金牙。

大金牙这一辈子当过反动势力的走狗,做过汉奸,始终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死得是一点都不冤。

王老太爷一家几乎都被枪毙了。

他们家里的人几乎人人都背负着血债,还出了好几个汉奸。

奥,对了,还有我的哥哥,他和我爸也都死了。

我逃走之后,他俩饿得受不了就去王老太爷家偷东西,被发现后打了一顿,没熬过去,都死了。

所有的不平等条约都被废除了,租界里再也没有耀武扬威的洋人了。

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18.

番外——陆霆宇

我叫陆霆宇,是陆氏商行的大少爷。

父母只有我这一个孩子,他们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了我一个人身上,我从小就是在蜜罐里泡大的。

我很聪明,学习也很勤奋,是父母的骄傲,是“别人家的孩子”。

这一路上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但是,好景不长,我刚上大学,家里就遭遇了变故。

我家的货物被军阀抢了。

父亲焦急地问道:“是只有咱家的货物被抢了,还是所有人的货物都被抢了?”

如果是后者,那父亲还可以靠着不多的库存来涨涨价,回回血。

要是前者,那我家会亏一大笔钱。

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跑回来的管家哭道:“老爷,只有两三家被抢了。”

我爹眼前一黑,好悬没气晕过去。

好在,我家还是有点家底的,勉强撑了过去。

但是,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家的货物十次里面得有八次被抢。

我爹多方打听之下才知道,有一位神通广大的贵妇人打算垄断这门生意。

贵妇人买通了军阀让他们帮忙打击竞争对手。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爹喃喃自语道:“民不与官斗,民不与官斗...”

我爹起家晚,只能说是“富”,但却远远谈不上“贵”。

我家几乎卖掉了所有能卖的东西,偿还了欠下的债务,及时止损。

唯一剩下的财产也就是一处位于上海的宅子。

那是我爹刚到上海时租住的房子,起家之后就把它买了下来。

我爹联系了自己的好友,给我谋了一个账房的职务。

爹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儿啊,爸爸没用,没钱供你上大学了。”

“但是你读了这么多年书,也能谋个差事养家糊口了。”

见我面露不甘之色,我爹安慰道:“儿啊,你爹我当年就只读了《百家姓》、《千字文》。”

“而你是上完了高中,还读了一年大学,搁前清你少说也得是个举人了。”

“虽说咱家没落了,但咱家的人还是一辈比一辈强,只要踏下心来过日子,迟早有时来运转的时候。”

尽管我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是如同五雷轰顶一般。

其实我并非是被物质上的匮乏所打击到了,而是无法接受这种落差感。

就好比今天你还谈论着我在北大下个学期要学什么,明天你就被迫退学去电子厂打工了。

这种前后落差感让我几乎失去了理智,一度动了轻生的念头。

母亲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我爹表示随他去吧,借他个胆子他都不可能自杀的。

事实证明,我爹猜的很对。

我寻死觅活了半天,怎么都没把自己弄死。

最后我一咬牙,决定去跳江,跳进江水里淹死,当个水鬼。

结果就是我跳进江里游了一圈,就是狠不下心来淹死自己。

后来肚子饿了,自我安慰道:“咱不能做个饿死鬼,得吃饱了再死。”

于是我就上了岸。

当天晚上,我就再次动了跳江的念头。

晚上水凉,跳水里一会就冻僵了,一跳江准能死。

于是我在半夜又站到了江边,但是江水太凉了,这样死很不舒服,犹豫了半天也没狠下心来。

在江边转悠了半天,天都亮了,我觉得是因为没吃饱,所下不了决心。

吃完早饭,我再次站到了江边。

我深吸一口气,流露出决绝的目光,这一次,我一定要成功!

但是,还没等我跳江,就有个小丫头抱住了我的腰。

说什么也不让我跳江。

我崩溃了,怎么想死都这么难!

这个小姑娘的脸黑黢黢的,我一度以为她是书上说的非洲人。

小主,

还脑补出来了她是如何被哄骗着离开非洲老家来到中国的故事。

不过,这个非洲姑娘中国话说的挺好的,脑子也很灵活,提出了办识字班的想法。

我寻思着不如试试吧。

非洲姑娘很是勤劳能干,一手操办了所有的事,颇有几分我爸的风采。

这时候我也解开了和她误会,知道了她不是非洲人,而是故意往脸上涂了机油。

当然这不是因为机油可以起到护肤的作用,而是为了保护自己。

第一天开课,我有点紧张,迟迟不肯走上讲台。

陈静宜推了我一把,跟我说:“你连死都不怕,还怕讲课嘛。”

我很想说一句,我其实是怕死的!

后来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去讲课了。

或许是因为小时候教我识字的老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我教工人们识字时,下意识地模仿了老先生的授课方法。

一堂课讲完,工人们都站起身来给我鞠躬,说:“谢谢陆老师!”

原来我家还阔绰的时候,我家的工人也会向我鞠躬,不过他们说的是“少爷好!”

我能感觉出来,虽然同样是鞠躬,但是其中的内涵却完全不同。

我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在哪,单从我自己的内心来说,我更受用于后者。

讲完课,陈静宜用一种崇拜的眼神看着我。

这不是出于对我身份和财富的崇拜,而是出于对我头脑中知识的崇拜,我顿时感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回到家之后,我把这件事和我爸妈说了说。

他们都表示了对我的支持。

我鼓足了干劲继续去挣学费。

陈静宜这小丫头人是真狠,一天给我安排12节课,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一点空隙都没给我留下。

有一回我还听她嘟囔道:“要是有电灯就好了,这样晚上还能加几节课。”

日子过得很快,没多长时间就到了开学的那一天。

我俩数了数赚到的钱,其实没够上我的学费。

但是我爸说动了自己的一个朋友资助我上学。

我偷偷把这份钱加了进去,跟她说赚够了。

陈静宜很聪明,无论是什么东西我只教一遍她就会了,包括她自己一直琢磨不明白的数学。

只要她认真算,就一定能知道到底赚了多少钱。

但是她没算,我说够了,她就信了,紧紧地抱住我想和我自由恋爱。

那是我第一次和女孩子亲密接触,我鬼使神差地同意了。

陈静宜一分钱都没要,她说免费听我的课就够了。

再次回到大学,我学习比以前更加刻苦了。

只是有一些生活习惯没法改变,花起钱来没个数,还得时常靠陈静宜接济。

其实我的同学都挺好的,很少有人会因为我家境没落,并且还和一个“不体面”的工人交往而看不起我。

但是总有那么几个嘴贱的人。

拿着陈静宜和我的家境说事的,我和自己的好朋友王哲揍了回去。

拿我吃软饭说事的,陈静宜组织着自己的工友揍了回去。

自此就再也没人敢说了。

我俩的关系也因此更加紧密。

直到我突然发现,来我这上课的工人数量锐减,就连陈静宜都不来了。

我对他们口中的喊打喊杀要闹革命的想法很不认可。

为此我和陈静宜开始天天吵架。

我就不明白了,有什么事坐下来好好谈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不文明的手段。

陈静宜大骂我以及我所代表的一群人是怂包,是软蛋。

再后来她就加入党,开始参与罢工,参与一些宣传工作。

我和她渐行渐远。

......

陈静宜走了,坐上船去武汉了。

我跟她说:“我会一直等着她的。”

那时候汽笛正好响起,估计她也没听到吧。

或许再见时,她都已经结婚了吧。

回到上海,我继续写文章呼吁大家去关注底层群众。

......

总编死了,被人从后背打了八枪,当场去世。

他死后第二天一堆小报集体编纂和他有关的桃色新闻,说他是为了一个名媛得罪了黑帮,才被人杀死的。

但是,我却知道那都是谣言。

总编亲自操刀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当局忙于内战,放任日本人占领东北。

有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来找他谈,想让他停止此类文章的撰写,多写一些支持当局的内容。

总编没有同意,之后他就死了。

我想要去揭露这件事,四处投稿却没有一家报社肯报道。

甚至就连我自己所在的报社都辞退了我。

陈静宜走后一年多,父母相继去世,我又没有结婚,早就没有牵挂了。

回到家后,我躺在床上开始回忆自己这些年到底都干了点什么。

写文章呼吁社会改良,他们嘴上都说同意,实际行动基本没有。

试图揭露他们干的龌龊事,就面临着各种威胁,你去报官都没用的。

或许,我真的错了。

中国社会的积弊根本就不是改良能够解决的。

我开始翻阅陈静宜留下的书,开始逐渐认可他们的理念。

......

我入党了,正式成为了陈静宜的同志。

利用记者的身份传递情报,是我的主要工作。

后来日本人打过来,王哲在部署防御时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

我没有选择转移,而是留在了上海。

但是好景不长,有一个同志被汉奸抓住了。

不是被发现了身份,而是因为汉奸看他穿着干净整洁,想要敲诈他。

汉奸领人抄了他的家。

我、以及其他和那个同志有接触的人都面临暴露的风险。

我们被迫进行了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