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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毫无意义的损失可不是海雷丁·巴巴罗萨能接受的，而在这一点上，他领先于大多数土耳其军事将领的思想。

土耳其领导者通常倾向于以简单的“压路机”战术使用大量人员和物资。

也就是人海战术。

海雷丁·巴巴罗萨重新部署了自己的桨帆船，并在黑暗降临之前的最后一小时，利用它们捕获了一些与安德烈亚·多里亚舰队主力脱离的较小帆船。

到那天结束时，奥斯曼舰队不仅捕获了一艘威尼斯桨帆船，还捕获了一艘来自教皇舰队的桨帆船和五艘西班牙帆船。

这对于一两艘桨帆船的沉没和几艘其他船只的损坏来说，算是不错的回报了。

安德烈亚·多里亚的舰队却没有捕获到一艘土耳其船只，也没有一艘土耳其船只的降旗。

由于他拒绝与实力远逊己方的土耳其舰队交战，而且没有利用自己压倒性的火力优势，安德烈亚·多里亚失去了获得胜利的所有机会。

此时的战场完全属于海雷丁·巴巴罗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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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间，南风增强。

土耳其舰队撤退到祖阿纳角（Cape Zuana）以外，进入莱夫卡斯北岸的庇护区。

安德烈亚·多里亚本可以在他的舰队面前，北向科孚海峡（Corfu channel）的开阔海域中停下来等待黎明。

然后，在顺风到来时，他甚至可以占据攻击土耳其舰队的有利位置。

然而，当黎明来临时，土耳其人惊讶地发现，整个帝国舰队正在朝北航行，前往科孚岛。

安德烈亚·多里亚已经撤出了战斗海域。

他的决定令人费解，在普雷韦扎战役之后，他还想在皇帝面前保持指挥威望将变得非常困难。

桑多瓦尔（Sandoval）在他的《查理五世历史》（History of Charles V）中提到，海雷丁·巴巴罗萨在后来的回忆中常常捧腹大笑，声称安德烈亚·多里亚甚至在船头熄灭了他的海军指挥灯——以便没人能看到他溜走。

对于安德烈亚·多里亚的撤退行为，唯一可以找到的辩解理由是——他是一位地中海海军上将，习惯于使用桨帆船，但对于操控大量重型帆船，经验却很少。

他混合舰队，从一开始就让他感到非常棘手。

安德烈亚·多里亚感到了恐惧——如果在风浪中的浅滩，失去了皇帝的舰船，后果可不敢设想。

这种恐惧感削弱了他的勇气和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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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韦扎战役因此结束。

在各个方面，海雷丁·巴巴罗萨都展现出优于安德烈亚·多里亚的能力。

海雷丁·巴巴罗萨的舰队比对方少了近五十艘船。

许多重型帆船的单艘火力甚至相当于整整一支桨帆舰队，但当安德烈亚·多里亚撤退时，海雷丁·巴巴罗萨已经捕获了七艘敌舰。

若不是康达尔米耶罗的英勇抵抗对他的桨帆船造成了损害，他几乎可以做到这一切而没有任何伤亡。

当帝国舰队在科孚岛重新抛锚，准备返回各自的母港时，可以想象威尼斯舰队离开亚得里亚海时的心情。

海雷丁·巴巴罗萨返回了普雷韦扎。

马车驿站迅速将“皇帝舰队战败”和安德烈亚·多里亚联合三大基督教强国的军队逃亡的消息传达给苏莱曼大帝。

当他的海军上将胜利的消息最终传到他在保加利亚的扬博尔（Yambol）时，他点亮全城以示庆祝，并向君士坦丁堡发去一份公文，命令进行胜利游行，前往圣索非亚大教堂（Santa Sophia，曾是东正教的心脏）和其他清真寺，以感谢真主给予苏丹海军力量的成功。

为了表彰这场胜利，苏莱曼大帝将海雷丁·巴巴罗萨的年收入增加了十万阿斯珀尔（aspers）。

当胜利舰队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奥斯曼帝国没有哪个角落不知道——“海上之王”（King of the Sea）是如何证明自己有资格获得这一称号的。

海雷丁·巴巴罗萨将苏丹的西地中海主权掌握在手中，现在也将东地中海的主权交给了他。

现在，从黑海到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没有人能挑战苏莱曼大帝了。

他的海军上将在地中海中是至高无上的，已将其变为“土耳其湖”（a Turkish lake）。

如果说1538年到1566年苏莱曼大帝去世的这些年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海雷丁·巴巴罗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