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29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称“小福建”的游宇龙正在租住的民房里干活，忽见居住在青龙巷5号的无赖刘得松提着一把铁锤找上门来，游宇龙心知坏了，这肯定是上门找情儿闹事的。

原来，两天前刘得松曾经找游宇龙借过钱，游宇龙知道刑满释放才两年的刘得松是个一向僧钱不还的货色，所以当时就一口回绝了。

一进门，刘得松就气势汹汹地质问游宇龙：“你在哪里坏了我的名声？”

游宇龙说自己从未说过刘得松的坏话，刘得松挥起锤子就往游宇龙头上敲，游宇龙不得不仓促应战，几个回合下来，两个人的头上都挂了彩。刘得松跑回家中。

10月1日，一门心思要报复的刘得松吩咐其妻苏小敏道：“你把汉正街的几个'哥们儿’给我叫来。”

刘得松的“哥们儿”便是他当年劳改时同住一室的“狱友”。苏小敏把几个人找来诉了一通苦后，这几个“哥们儿”一边讲要为朋友两肋插刀，一边又对着刘得松叫苦，说是现在行情看涨，哥们儿手头上都很紧。

“只要你们为我出了这口恶气，’台子’钱我付了”。刘得松报仇心切，一口应允。

送走几个牢友后，刘得松的老婆对着来串门的“姐们儿”杨芳诉起苦来：“现在这黑道上的要价也太高了，动一下就顶开几天餐馆。”

杨芳也不是正道上的人物，便道：“那要看找的是哪道上的人了。”

“你跟这黑道上的哪帮人熟？”刘得松急不可耐地问道。

“我有个哥们儿叫'宰仔’，本事大得很，要价也不高。”

“那就找你的哥们儿吧。”刘得松两口子异口同声地说。

于是便由杨芳帮着找“宰仔”接头去了。看来“宰仔”的“生意”也不是很忙，日程很快就排定了。

10月3日下午3时许，“宰仔”一行七八人分乘两辆“的士”来到青龙巷，由苏小敏领路直扑游宇龙租住的44号，哪知精明的游宇龙知道得罪了刘得松这个无赖会有麻烦，早在两天前就躲开了。于是，“宰仔”一伙便按苏小敏的意思，将与游宇龙一块儿做生意的首饰匠张勇绑架起来塞进了出租车。

张勇被这伙人绑架到武昌何家垄一条僻静的小巷里，首先被一顿拳脚打得嗷嗷乱叫，接着身上的510元人民币被悉数掠去，手上的一枚重11克的金戒指也被捋走。并且逼着他找邻居借1000元现金交纳“宰仔”一伙的“辛苦费”。

张勇是个一向本分的手艺人，哪里经得起这般折腾，他忍着遍身伤痛，跌跌撞撞地进了中华路派出所，向值班民警哭诉了他的冤屈。

受理此案的青年民警袁江平一头扎进了案子里。

虽然犯罪分子是大白天绑架勒索，可是张勇却被蒙在鼓里，提不出什么破案线索。袁江平只好从查找那辆出租车着手来办这个案子。他和同事小宋忙了一天一夜，终于从一条条细小的线索中找到了那两辆出租车。然而，两位出租车司机都说他们不认识这伙人，那天他们也是被强行截下后不得不按着这伙人的意思跑了一圈，连一分钱的车费也未收到。不过，他们还是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时常见到这伙人在武昌小东门一带活动，并提供了领头的那个家伙的体貌特征。

10月17日上午，袁江平驾驶着三轮摩托车，同本所女民警小杨、小杜一起按照出租车司机提供的线路寻觅犯罪分子的踪迹。他们先将车开到绑架勒索的现场，然后又步行到何家垄、洪山体育馆、工人村一带步行搜索。

11时40分左右，袁江平和小杨、小杜来到民主二路与群建村的交岔处。忽然右侧迎面而来的拎塑料袋的男青年引起了他的注意：此人年龄35岁左右，身高约1.75米，身穿红色“大哥大”夹克衫，尖脸。这不正是那个领头的犯罪分子的特征吗？于是，袁江平果断地转身跟了上去。那家伙也是心虚得很，他回头一看有人跟了上来，拔腿就跑。身手敏捷的袁江平几步上前一把抓住了他。这家伙便向小袁求饶道：“有么事好说快放开我。”

“我是公安局的，跟我到派出所说件事。”小袁斩钉截铁地说。

这家伙眼珠一转说：“行，放开我，我跟你们去。”

随即，他又大叫：“公安局抓人啦！”

小袁知道这家伙是在给同伙报信。当即命令小杜找电话报警，自己和小杨将这家伙弄进了路边上的一家副食品商店店堂中央。

看热闹的人很快围了过来。

就在袁江平喊营业员拿绳子的当口，只听见“砰”的一声枪响，接着，袁江平那铁箍般的双手被挣脱了，血从他的腰部涌出，他支撑着慢慢倒下去。

原来犯罪分子从裤袋里掏出了手枪。围观的人群一下子乱了。罪犯穷凶极恶地对着门口的几个人一边嚷着：“谁不让开，老子打死谁！”就在他冲出店门的一刹那间，机灵的小杨一把拉断了罪犯一直提在手上的塑料袋，“啪”的一声，两盘录像带掉在了地上。

小主，

罪犯仓皇而逃。

枪声震惊武汉，使这件绑架勒索案骤然升级。

枪响后仅十几分钟，武昌公安局分局刑警队的侦查员和中华路派出所的干警就赶到了现场，10分钟后，武汉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侦查员们也赶到了现场。

现场除了小杨截下的两盘盒子上没有画面的录像带外，再也没有罪犯留下的物品了。武昌公安分局的孙副主任把两盒录像带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

“看出什么名堂了吗？”同事们关切地问。

原来，孙副主任特别喜欢看武打、侦探录像片。所以，武昌地区的上百家录像带出租点他几乎都租过带子。应该说对许多出租店的录像带特征是了如指掌的。

果然，孙副主任的思维定在一个姓刘的录像带出租点的老板那儿。他记得刘老板的录像带有不少盒子上是没有画面的。这两盒带子也许是他的吧。

孙副主任当即赶到附近的刘老板出租点。经询问，刘老板说是他的录像带，并告知租带人是隔壁烫衣店的老板肖登榜。可打开登记本一看，登记人肖登榜的名字被划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孙副主任指着划掉的地方不解地问道。

“肖登榜自己来划掉的。”刘老板回答说。

“什么时候？”

“20分钟前。”

肖登榜租的录像带就是罪犯手中提的录像带，案发后仅半个多小时，肖登榜又来将自己租带子的名字划掉，这说明肖登榜不是案犯也与案犯的关系极大。

事不宜迟，几名干警马上将肖登榜抓来审问：“这两盒录像带是你租的吗？”

肖登榜傻眼了，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你把它们交给谁了？”

“这……”肖登榜支支吾吾，但抵挡不住面前那令他心惊肉跳的利剑般的目光，只好交待道：“给我舅弟刘雄才了。”

“为什么要划掉自己的名字？”

“半个小时前，雄才来我这里，要我去划掉的。”

在武昌公安局刑警队，新疆脱逃回汉的刘雄才是个上了档案的人物。据了解，他有贩毒嫌疑，但尚未拿到确凿证据，所以仅仅是纳入侦查视线之内。这家伙居住无定所，所以要找到他不是那么容易。据中南路派出所一位负责同志说：那个从新疆脱逃的刘雄才与该辖区小刘家湾的“两劳”释放人员赵宏往来比较密切。

兵贵神速。一行人马转身直扑赵宏家。可惜仍然晚了一步，半小时前，刘雄才在赵宏家换下沾有血迹的“大哥大”夹克衫后，已经逃跑了。经过搜查，侦'查员们在这里意外地发现了吸毒工具和武昌地区系列保险柜撬盗案中丢失的债券。

确凿的证据表明：绑架勒索的主犯、持枪拒捕枪击民警的案犯与新疆脱逃回武汉的案犯是同一个人：刘雄才。

根据现场拾到的子弹壳，专家们作了弹痕、弹道鉴定后，认为作案用手枪系老式勃朗宁手枪。

说起“宰仔”刘雄才，在武昌八一路至民主路一条线上可是个恶名不小的人物。他于1958年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读书时，他就偷东西、扒火车、打群架，到了18岁下农村插队时，又添了一项玩女人。

1983年，他因盗窃、流氓斗殴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刘雄才起初还像其他的囚徒们一样争取重新做人的机会。头两年还两次得到减刑的奖赏。可惜，就在他还剩下残刑不多的时候，他第一次在监内打架、脱逃，被加刑三年。为此，他不从自身找原因，反倒开始仇视社会，仇视一切正常生活的人们。

1989年9月29日凌晨3时25分，他再次从劳改场所越狱脱逃，这次他成功了。历尽苦辛，终于潜回武汉。

刘雄才回到武汉后，头半年完全靠过去的哥们儿接济和打点零工维持生活。他从心底羡慕那些老板们一个个腰缠万贯趾高气扬，使他感到自己失去的太多了，得到的太少了。他深埋在心底的报复社会的欲望又恶性膨胀。此时的刘雄才，已不满足于过去的那种小打小闹了。要想报复社会，刘雄才决定弄点大名堂出来。

为了提高自己的打架斗殴能力，刘雄才找到一些江湖艺人，通过看港台警匪片琢磨犯罪的门道，以便日后“打天下”。

1990年7月，自称是“武汉的黄金荣”的刘雄才自以为已具备了东山再起的能力，他广泛网罗以前的狱友们，不断扩充势力，企图称霸一方。他的唯一手段便是靠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