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才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对一个农业国家来说，企业家的资源，才是真正稀缺的资源。那些昨天还在农田里干着农活，今天走上田埂，脚上泥巴都没有洗净的人，就开始做企业，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懂，硬是边学边干，把企业做了起来。
“你要是去看看绍兴，我可以说，就是世界纺织史上的奇迹。不用你政府去号召，去推动，绍兴的企业，自己就在倾家荡产搞技改，搞企业的更新换代，几十年的时间，从最原始的家庭小作坊，发展到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纺织企业集群，还把产业的上下游都打通了。
“怎么做到的，没有一批敢做敢想敢试的企业家，可能吗？单纯靠政府的推动和号召，可能吗？可以说，浙江的发展，也是官民同心的结果，上面有有远见有定力的主政者，下面有敢作敢为，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才会有整个浙江的经济发展，缺哪一个都不行。”
郑教授说着的时候，盛春成想到了兰总和自己说过的，他们创业的故事，虽然兰总和老万比起来，已经是第二甚至第三代企业家了，但他们创业时的那种拼命的劲头，那种吃苦耐劳的能力，还是一样的。浙江人白天是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传统，可以说是一直传承着。
“我老太太打过交道的企业家，没有几千，也有几百，现在还在的，经过大浪淘沙，能幸存下来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都被淹没了，从最早的步鑫生，到后来的陈金义、裘德道等等，这样没落消失的企业家太多太多了。
“不要以为，企业家是很容易产生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后面，都有无数的失败者，成功的企业家，是由失败堆积起来的，太不容易了。
“虽然这些年，他们事实一直被当作救急的尿壶在用，但他们不是尿壶。不能你今天日子好过了，就觉得他们没有什么，怎么看都不顺眼。觉得就是他们能赚到钱，也是因为自己的英明，没有自己的英明，他们什么都不是。
“结果呢，等到经济困难的时候，这些自以为英明的，就傻眼了，开始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时候，就想起企业家来了，说要保护民营经济了，不能这样，经济发展是有延续性的，企业家的成长，也是要有延续性的。
“做企业的不是笨蛋，他们的嗅觉都是很灵敏的，惹不起，人家躲着你可不可以？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资产在外移，有这么多企业家撂挑子不干，也在外移？有没有真正地去探讨其中的原因，检讨一下，我们保护个人财产的法律法规，究竟有没有落实下去。
“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累积出来的企业家阶层，和这种创业的氛围，你要去破坏很容易，一个文件就可以。但是，当我们这个国家，企业家整体消失的时候，经济还可能好吗？靠谁去管企业，下派公务员去？他们有这个能力吗？
“我前面说改开之后，浙江的一些有远见的主政者，他们不光有远见，还有分寸有定力，知道斤两，不会忘乎所以，只知道脚踏实地地干。
“说一个真实的事情，我打过交道的官员，沉祖伦，他当浙江省省长的时候，中央准备提拔他当书记，征求他个人意见，结果他婉拒了，他说自己还是适合当省长，不适合当书记。
“他这个省长，确实做得很好，对我们浙江的贡献很大。像现在那些削尖了脑袋，拼了命也想往上爬的人，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境界和气度？有没有这样的自我认识？所以我说，浙江能发展起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上上下下，有这样一批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郑教授说完这番话，头靠在沙发背上，闭上眼睛，不再吭声。
盛春成和她说：“郑老师，我给你按摩腰部吧？”
郑教授睁开眼睛，摆了摆手，示意盛春成等一会再说。
“我们是亲历者，你知道亲历者是什么意思？”那个年轻的声音响了起来，“有一个词叫休戚与共，只有亲历，才能休戚与共。
“那个时候，我们在老万那里调研，为了帮助他们技改，我们几个学经济的，每天加班加点，有时干到通宵，帮他们翻译国外的建材资料，我们又不懂这行的，只能边看字典边翻译。
“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脑，所有的稿件，都要靠手工写出来。冬天的时候，厂房里很冷，又没有空调，手冻得连笔都握不住，只能用搪瓷罐倒上开水，捂捂手这样取暖，手暖和了一点继续写。喔吆，老万的老婆，他们那个时候结婚没多久，她刚刚怀上万建刚。
“我们干一个晚上，她就在边上陪我们一个晚上，她没什么文化，又帮不上忙，就干一件事，负责烧水，然后看我们哪个搪瓷罐里的水冷了，她就帮助倒掉，换上热的。到了后半夜的时候，在煤油炉上煮面条给我们吃，一个晚上，她就干这些事。
“她是孕妇，我让她去休息，她不肯，说你们为了我家的事，都这么帮忙，我怎么睡得着。从翻译资料，到后来引进设备，老外来厂里了，他们没有翻译，也请不起。进口那批设备，都已经把能借的钱都借了，都是个人头上借的，银行根本不会鸟他们这种私营企业。
“连工厂的工人们，都自觉自愿向老万要求，先把他们的工资停了不发，每个月只发生活费，大家节衣缩食，也一定要把设备引进进来，把生产线拉起来。
“老外来了，我就免费给他们当翻译，一当就当了半个多月。当时为什么这么拼？就是想帮企业做起来，企业做起来了，才可以验证我们的课题研究是正确的，说空的没用。他们起来就可以证明，私营企业确实能做当时国有企业都不敢干，也干不了的事情。
“那个时候，对宝钢引进日本技术的争论，还在进行嘛，宝钢停停建建的，有人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叫做洋跃进。老万他们一个私营企业，就有魄力把底裤都拿出来，去引进先进的设备，这个胆略，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我们当然要无条件支持他们。
“也正是从支持像老万他们这样的企业，反过来让我们的理论和研究，有了现实的支撑，同样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觉得就按照这样的路走，这条路是对的，我们就是要向这个方向推进。
“我们浙江，这么一个资源贫乏，又没有工业基础的省份，为什么民营经济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两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一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主政者，一直就有一个坚定的认识，从来没有动摇过，那就是要大力促进和发展民营经济。
“一任一任，几任领导都是这样，知道浙江经济要发展，除了依靠民营经济，就没有其他的出路。也就因为这样，开始的温州和杭城、柯桥，后来的义乌和路桥，浙江的市场经济，一直蓬勃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面，这个，没有胆识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浙江人敢干敢闯，温州人普通话都不会说，就敢去全国跑业务。二十六个字母都认不全，就敢出国去闯荡了，包括绍兴、萧山和义乌，浙江人什么不敢做？可以说是催生了我们国家改开后最早的一批企业家。
“这个才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对一个农业国家来说，企业家的资源，才是真正稀缺的资源。那些昨天还在农田里干着农活，今天走上田埂，脚上泥巴都没有洗净的人，就开始做企业，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懂，硬是边学边干，把企业做了起来。
“你要是去看看绍兴，我可以说，就是世界纺织史上的奇迹。不用你政府去号召，去推动，绍兴的企业，自己就在倾家荡产搞技改，搞企业的更新换代，几十年的时间，从最原始的家庭小作坊，发展到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纺织企业集群，还把产业的上下游都打通了。
“怎么做到的，没有一批敢做敢想敢试的企业家，可能吗？单纯靠政府的推动和号召，可能吗？可以说，浙江的发展，也是官民同心的结果，上面有有远见有定力的主政者，下面有敢作敢为，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才会有整个浙江的经济发展，缺哪一个都不行。”
郑教授说着的时候，盛春成想到了兰总和自己说过的，他们创业的故事，虽然兰总和老万比起来，已经是第二甚至第三代企业家了，但他们创业时的那种拼命的劲头，那种吃苦耐劳的能力，还是一样的。浙江人白天是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传统，可以说是一直传承着。
“我老太太打过交道的企业家，没有几千，也有几百，现在还在的，经过大浪淘沙，能幸存下来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都被淹没了，从最早的步鑫生，到后来的陈金义、裘德道等等，这样没落消失的企业家太多太多了。
“不要以为，企业家是很容易产生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后面，都有无数的失败者，成功的企业家，是由失败堆积起来的，太不容易了。
“虽然这些年，他们事实一直被当作救急的尿壶在用，但他们不是尿壶。不能你今天日子好过了，就觉得他们没有什么，怎么看都不顺眼。觉得就是他们能赚到钱，也是因为自己的英明，没有自己的英明，他们什么都不是。
“结果呢，等到经济困难的时候，这些自以为英明的，就傻眼了，开始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时候，就想起企业家来了，说要保护民营经济了，不能这样，经济发展是有延续性的，企业家的成长，也是要有延续性的。
“做企业的不是笨蛋，他们的嗅觉都是很灵敏的，惹不起，人家躲着你可不可以？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资产在外移，有这么多企业家撂挑子不干，也在外移？有没有真正地去探讨其中的原因，检讨一下，我们保护个人财产的法律法规，究竟有没有落实下去。
“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累积出来的企业家阶层，和这种创业的氛围，你要去破坏很容易，一个文件就可以。但是，当我们这个国家，企业家整体消失的时候，经济还可能好吗？靠谁去管企业，下派公务员去？他们有这个能力吗？
“我前面说改开之后，浙江的一些有远见的主政者，他们不光有远见，还有分寸有定力，知道斤两，不会忘乎所以，只知道脚踏实地地干。
“说一个真实的事情，我打过交道的官员，沉祖伦，他当浙江省省长的时候，中央准备提拔他当书记，征求他个人意见，结果他婉拒了，他说自己还是适合当省长，不适合当书记。
“他这个省长，确实做得很好，对我们浙江的贡献很大。像现在那些削尖了脑袋，拼了命也想往上爬的人，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境界和气度？有没有这样的自我认识？所以我说，浙江能发展起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上上下下，有这样一批人共同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