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会议过后，国防军海军针对全新的《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随即开始了条约所订的155毫米和130毫米口径舰炮的研发工作，准备将其应用于未来的轻型战舰。

华夏之所以如此重视海军军备的发展，甚至一反常态的挑战条约所设限定，主要原因是其邻国在近年来不断显现异动，而这个邻国在海上对华夏有着相当的军事威胁。

华夏的邻国日本，自新一代天皇裕仁登基之后，其国内氛围便开始持续右转，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

裕仁与其患有脑病的父亲不同，是一位十分具有“雄心”和“理想”的天皇，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他在即位后便积极的打击朝中旧势力，将权柄收入怀中。

经过一番努力，裕仁终于得偿所愿，成为日本自镰仓时代之前起，近八百年来最具实权的天皇，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军方和右翼势力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有此功勋，加之裕仁的纵容乃至推动，素有“独走”恶习的日本军方势力不断膨胀，时常干涉并试图掌控政局，日本的内政外交政策也愈发受到军部的左右。

此外，在裕仁扳倒并清洗日本朝内旧藩阀势力的过程中，大批相对年轻的少壮派军官被补充到军部的中层岗位，担负起重要的幕僚工作。

由于日军之中存在严格讲究论资排辈的传统，致使军部的高职常被一些资格老但能力平庸的人占据，而他们所做出的决策往往来自于属下幕僚的意见。

因此许多身居中层，担任要职幕僚的有能力的少壮派军官，逐渐成为军中主要的决策力量和实权人物，他们商定的决议往往连上面都不能轻易反驳。

这就造成了影响军中乃至国家决策的大权落入了这些中层幕僚之手，最上层的决策人物反倒被架空，从而形成了日本军界“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

在军部势力不断膨胀，已越来越对日本的国家走向产生偏力之际，大萧条的来临又加剧了这一恶性趋势的发展。

这场空前的经济危机给单薄的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令本就徘徊于低迷之中的日本经济再遭致命的重创，也让日本人深深的体会到了“朝不保夕”这句话的真正涵义。

狂涛之下的日本经济变得残破不堪，中小银行和企业纷纷倒闭，铁路和商船货运量锐减两成，商品大量滞销，失业者充斥街头，农产品价格暴跌，在极度贫困的农村将女儿卖给妓院的事情比比皆是。

在严重的经济倒退下，日本1930年的生产总值发生剧降，跌至尚不及1919年的九成，第二年则再度下降了一成。

这场大萧条给日本国内政治领域也带来了严重的恶果，那些原本就蠢蠢欲动的各种极右势力，借着动荡之机纷纷走到了前台。

这些势力同军中的一些以“改造国家”为目的极端团体不断融合，对内反对民选内阁的各项政策，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试图建立军部的专政。

对外则主张彻底废弃日本过去的外交路线，把原本的协调式对外交往向侵略扩张方向转变，准备积极夺取日本所需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由于日本贫弱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满足军部不断扩军的胃口，因此民选政府与军方在这一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尖锐且难以调和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