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经过两年零9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动而胜人，先知也。胜利离不开知己知彼的情报工作，当时成立仅仅一年的新中国，与世界头号强国在战略、战役、战术各层面展开激烈的情报较量，在关乎战争走向的重要节点上做到了料敌在先、高敌一筹，为准备战争、把握战局、捕捉战机、驾驭谈判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情报保障。
早在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前，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就已打响。中方在战略研判上与敌隔空博弈，在战役准备上与敌侦防较量，在战术行动上渗透与反渗透，以准确高效的侦察情报工作，牢牢按住了战争的脉搏。
最早跨过鸭绿江的，并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野战大军，而是一支由7人组成的情报外交队伍。率领这支队伍入朝的，是中国驻朝鲜首任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
1950年6月，时任西南军区情报处处长柴成文奉命出使东德。从重庆前往北京报到途经郑州时，通过号外得知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但当时他完全没有将这场战争与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抵京后周恩来亲自找柴成文谈话，决定派他以我驻朝鲜使馆政务参赞的名义带队前往平壤。当时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系，倪志亮大使还在武汉养病，一时去不了，临时改由柴成文带几个军事干部先去。军委情报部从武官班里挑选了5名既有作战经验，又有情报分析能力的军事干部，还让当时东北驻平壤商务代表处留下一位同志倪蔚庭。最终确定7位同志首批入朝，他们是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参赞倪蔚庭（已在平壤），参赞薛宗华，一等秘书张恒业，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纲、刘向文。
临行前的7月8日上午，周恩来专门接见了在国内的6位同志，明确指示：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周恩来的话，实际上明确了情报、外交两大任务。
7月8日晚，柴成文一行乘火车从北京启程，9日晚跨过鸭绿江，10日晨抵达平壤。这支仅有7人的队伍，肩负着5.5亿人民的期望，最早踏上了朝鲜战场，比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早了近3个月。
出兵朝鲜早就在毛泽东的战略考虑之中，而东北军区也早就向中央呈送过报告，建议出兵之前先派一个先遣组入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作战场准备。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这一问题被迅速提上日程。经金日成同意，军委决定再派出5位军事干部，以武官名义赴朝鲜考察战场情况。9月19日，第十三兵团侦察科科长崔醒农、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参谋长汤景仲、第三十九军参谋处处长何凌登、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奔赴朝鲜，在朝鲜紧张工作了近一个月，收集美军情况，研究美军装备和作战特点、熟悉朝鲜地形情况。
这次战地侦察积累了翔实的战场情报，为志愿军随后出兵作了重要敌情准备。
出其不意，美军实施仁川登陆。麦克阿瑟曾在太平洋战场指挥美军多次对日军后方实施登陆作战，他发明的“蛙跳”战术大获成功，一时间光环照身。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五天，即1950年6月29日，麦克阿瑟视察朝鲜战场时，就产生了从人民军后方实施登陆的想法。返回东京后，即令参谋人员拟定了代号为“蓝心行动”的登陆计划，定于7月22日实施。后因登陆装备配备不及，仁川港海潮落差太大，海军陆战旅和骑兵师指挥层一致反对，而暂时搁置，但麦克阿瑟实施仁川登陆的决心始终未变。
7月23日，麦克阿瑟首次向参联会呈报了反攻设想，说明了登陆作战的基本设想，但没有说明登陆地点。8月1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拟定出登陆作战计划，确定登陆地点为仁川，行动时间为9月15日。参联会对此持有保留，要求麦克阿瑟重新考虑仁川登陆的可行性。麦克阿瑟根本不为所动，称他对仁川登陆的可行性深信不疑。
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海军作战部部长谢尔曼支持登陆作战，但坚决反对把登陆地点选在仁川。理由是：仁川港的潮汐落差达30多英尺，落潮后，海面至港口会出现宽24公里、长3.2公里的巨大泥滩，车辆、人员根本无法通行。出入港湾的唯一通道飞鱼海峡已被人民军敷设水雷封锁，而部署在月尾岛上的人民军岸防部队只要击沉美军一艘舰船，就足以封闭整个航道。仁川港每月只有3天的满潮日可以登陆，每次满潮时间只有3个小时，而美军难以在3小时内完成登陆。但麦克阿瑟认为，所有关于仁川不适合登陆的论据，恰恰容易迷惑对手，恰恰有助于保证出奇制胜的效果。他直言，要把仁川登陆当作一场赌博，宣称要用5美元的赌注，赢回5万美元。他力排众议，终获杜鲁门总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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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美军开始在仁川实施火力准备，压制住人民军要塞月尾岛的火力，扫清了飞鱼海峡的鱼雷，打通了航道。15日下午5时，仁川港满潮，美军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突击上岸，并于次日凌晨攻陷仁川市。由此，美韩军队转入全面反攻，朝鲜人民军开始战略退却。麦克阿瑟依靠出其不意，赢得了这场豪赌。
料敌在先，中方准确预判仁川登陆。中方准确预判到了仁川登陆，毫无争议。可到底是谁最先把准了战争脉搏，这一点却说法各异。综合《抗美援朝战争史》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来看，从领袖到参谋人员，从一线使馆到边防待命部队指挥员，都预见到了这种可能。
早在1950年7月初朝鲜人民军顺利向南挺进之时，毛泽东、周恩来就判断美军将来反攻有两种可能，一是在釜山、木浦、马山等港口登陆。另一种可能是在仁川登陆，建议人民军在仁川地区构筑坚固的防守阵地。8月、9月，毛泽东、周恩来两次会见朝鲜代表，提醒朝方特别应注意加强仁川—汉城地区和镇南浦—平壤地区的守备。
这期间，东北军区、十三兵团、驻朝使馆、总参作战部门，也相继作出了美军可能从人民军后方仁川和其他地区实施登陆作战的预判。中方准确预判仁川登陆，并不是哪个部门或个人的独家远见，而是从上到下、从外到内的共见。
然而人民军高层对战局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美军反攻将主要从洛东江发起，故仍将主力置于洛东江一线。仁川一带虽作了部署，但多为新组建部队，战斗力较弱，最终未能挡住美军的登陆突击，整个战局由此急转直下。
麦克阿瑟事后一定暗自庆幸，他实施仁川登陆时的作战对手不是中国。
战略预判一见高低
10月14日，被称之为“中国通”的、“联合国军”情报处处长查尔斯·威洛比少将上报的研判结论是：最近中共领袖声称，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将进入北朝鲜，这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他没料到5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
10月15日，麦克阿瑟带着威洛比少将的“敌情判断”飞往威克岛，与杜鲁门面谈朝鲜战争“最后阶段”及“战后重建”问题。杜鲁门请他先讲讲中国，是否会有较大规模的兵力调动。麦克阿瑟报告说：中国在满洲的部队有30万，其中部署在鸭绿江的大概不超过10万到12.5万。他们只能把五六万人送过鸭绿江。而70年后的我们知道，1953年停战实现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部队共约120万人，而在这场战争中受到锻炼的部队先后共有290万人。
美军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问：第二年1月能否将美第二师或第三师调往欧洲。麦克阿瑟当时无比骄傲地回答道：战争到感恩节就可以结束。事实是，感恩节在麦克阿瑟这番高论后一个月就到了，他本人却在6个月后被解除了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而战争直到两年零9个月后才结束。
初战告捷歼敌1.5万余人后，志愿军便“销声匿迹”了。“中国通”威洛比少将立即权威发布：他们已离开朝鲜，我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手法，我预料到他们会这样做的。我早就说了，北京无非是虚张声势。中央情报局判断：中国有可能“最低限度地”出兵朝鲜。参联会研判，中国介入的战略意图有三：一是控制边境缓冲地带；二是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三是将“联合国军”彻底驱出朝鲜半岛。不过，中国还没有力量敢于同美军抗衡，所以，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再来看中方对形势的研判。中共中央对出兵朝鲜的结局作了三种估计：一是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侵略军，根本解决朝鲜问题；二是在朝鲜打成僵局，甚至被迫撤回，美国公开对中国宣战，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恢复和建设计划；三是志愿军灵活指挥，充分发挥战术特长，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地区，则可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条件是美军必须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中共中央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很小，第二种情况虽然也有可能，但美国也不敢轻易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三种情况，并且相信有力量实现这种情况。
后来的战局发展表明，中共中央的预判惊人的准确，对把握战争、驾驭谈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