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遭到冤枉的犯人家属们更是悲愤难平，纷纷前往京城去向皇帝告状鸣冤。只是可惜啊，他们的这番举动注定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产生。

左宗棠在了解完教案的办理状况之后，心中极为不满。于是，他提笔给自己的友人写信，言辞激烈地批判起了曾国藩。

在信中，左宗棠写道：“曾侯相平日里对于洋人的情况就缺乏深入研究和了解，又怎么能够不被他们所左右呢！……他如此夸大洋人那边的局势，以此作为要挟的资本，还严厉要求赔偿抵命、索要高额的抚恤金，到底怀着怎样的居心啊？”

接着，左宗棠继续抒发着自己的忧虑之情：“这几年以来，我们一直高喊着要自强自立，可是稍微遇到一点变故，就不可避免地被洋人所震慑住，实在是令人忧心忡忡啊！”

话说曾国藩是在六月初的时候抵达天津处理教案事宜的，一直忙活到八月底才将这个案件了结。他在天津一共待了整整三个月之久。

尽管在案子办结之后，曾国藩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这样的处置方式足以应对法国以及其他各国，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充满愧疚之感的。

因此，在写给自家兄弟的信件当中，曾国藩一次又一次地表露出这种复杂的心情：“我的内心深感惭愧不安，对外还要面对众人的议论指责。”

“我的心绪始终难以舒畅，难免有些郁郁寡欢。” 没过多久，曾国藩便接到朝廷诏令，让他调任两江总督一职。

然而此时的他已经心生倦意，不愿意再去赴任，并且以自己眼睛患有疾病无法胜任官职为由加以推脱。

趁着现在这个时机完全可以全身而退了，又何必要再次前往江南多此一举呢！自从到任之后，心情一直郁郁寡欢，每每回想起昔日所经办的那些事情，其中更有像水师这样存在极大不妥之处的事务，难免会惹人讥讽和议论。

正因为如此，内心整日焦虑不安、坐立难宁，丝毫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快乐与趣味。

虽然目前所处的境遇还算顺遂，但心境却始终难以适应。

而且，经过一番观察和思考，他已然清晰地洞察到，现今革命军的势力可谓是锐不可当、气势如虹，宛如破竹之势一般迅猛发展。

既然局势已经如此明朗，那又何必再去苦苦挣扎呢？

思及此处，他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辞去现职，并毫不犹豫地将山东地区剿灭土匪这一艰巨任务交托给自己的亲弟弟曾国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