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被带下山后，第9连正在忙于烧毁美军遗弃的车辆。福柯勒尔受伤倒在地上，但无人理会他。车辆烧毁后，第9连又投入到围剿逃上山的美军中。趁乱之际，福柯勒尔艰难地爬进一堆草丛中躲藏，最终成为了第二个幸存者。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实际被俘的美军数量远超纸面统计。原因之一是志愿军延续了国内战争的做法，让美军俘虏自行前往后方接受收容；另一方面，志愿军作战部队通常忙于追击，无法及时处理这些俘虏，导致许多美军俘虏趁机偷偷逃脱。

回国后，福柯勒尔声称这9名美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事实上他们在与7连8班的短暂交锋中便被俘虏。

对美军而言，损失9名士兵并非完全是坏事。首先，这9名士兵有效地挡住了志愿军的追击，为其他人提供了上山的机会；其次，这9名美军并非步兵，战斗力有限，也不是某些书籍所称的新兵。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但均属于技术兵种。

在第二次战役中，美军遭受重创，美国国内急需补充二战老兵，然而由于病急乱投医，未能建立起良好的补充制度，优先补充步兵的做法导致许多宝贵的技术人员被错误地调配到步兵部队，最终造成了损失。后来，美军在稳住军心后，才逐渐纠正了这一问题。

陆军必须保持较高的体能标准，这一点将永远不会过时。

凭借这9名已失去战斗力、无法再攀登的美军作为掩护，40多名美军顺利爬上了453高地主峰北侧的一座山顶，建立了射击阵地并开始反击。此前刚刚歼灭这9名美军的7连8班，在距离美军山脚仅几米的地方遭遇了美军的密集手榴弹攻击，不得不撤退。如果没有这9个人作为掩护，美军的伤亡将会更加惨重。

志愿军方面，9连担任占领453高地主峰的任务，负责切断敌军退路并阻击增援部队，而7连则负责围歼这股美军。

尽管美军仅剩一挺轻机枪，但他们仍拥有八支勃朗宁，火力依然十分充足。七连迅速占领周边的高地，并架设缴获的机枪，为步兵的攻击提供火力掩护。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自动火器划出的弹道遍布美军占据的小山头周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剩余的美军几乎全部阵亡。

美军的伤员痛苦地哀嚎，米切尔对他们说道：“求你们别喊了，这样会暴露我们的方位。”与此同时，7连甚至一度冲上山顶展开了肉搏战。当美军排长潘罗德看到志愿军冲上山顶时，立即对部下喊道：“快躺下，装作死去的样子。”

然而，美军空军的增援部队已经抵达。

13时30分，美军第23团团长弗里曼上校收到了1营主任参谋恩根的报告。弗里曼立即指示2营F连出发进行救援，并请求第5航空队迅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14时15分，一架“蚊子”飞机抵达现场，开始用烟雾标记志愿军的火力点和阵地。16时30分，第一波由4架美军飞机组成的空中力量抵达，开始对7连进行猛烈轰炸。紧接着，第二波4架次飞机使用了凝固汽油弹，有效压制了7连的攻击。

下午5时30分，美军增援部队第23团F连抵达453高地南侧。随着9连的机枪声响起，前两辆吉普车“嗖”的一声急停，美军迅速跳下车准备迎战。然而，第三辆车的驾驶员则直接把车开进了路边的沟里，向F连连长泰瑞尔上尉说道：“上尉，我们最好先躲在沟里，否则中国人的机枪会要了你的命。”泰瑞尔对此表示十分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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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小时的拖延，美军F连最终决定发动进攻。20时30分，美军右翼的第三排成功占领了453高地，发现志愿军的阻击部队已经撤退。

尽管第三排成功占领了453高地，但他们并未向前推进去救援前方被围困的美军，而是选择等待第一排的到来。晚上21时，一名美军医务兵从包围圈中逃出，声称被围的美军已经有四分之三的人员伤亡，他此行是为了寻找车辆和药品。然而，这实际上是个谎言。美军在空袭后通过空投得到了弹药和药品，美军战史中得意地提到：“C连无视中国人，成功取回了所有空投的物资。”

左翼一排终于在22时30分出现，据称是“因道路难走”所致。

一排到达山顶后，泰瑞尔决定继续推进展开救援。琼斯排则全力射击并发射炮弹，缓慢推进。23时，F连终于接近被包围的美军阵地，但他们却发现此处已无中国军队。

此时，7连和9连已奉命撤离战场。

最终，美军巡逻队共60人遭遇伤亡和被俘，其中48人被俘，16人阵亡，30人受伤。被俘的两人中，斯塔伊幸存，而佩特拉塞维奇不幸遇难。

这场战斗原本计划伏击进入茂村的美军，然而，局势突变，9连连长魏思福果断决策，立刻率部队出击，并迅速派出一个排占领453高地，成功切断美军的退路。尽管9连在实际作战中几乎没有取得歼敌的具体战果，却成功围困了美军的巡逻队。

因此，125师师史中提及此战时只提到9连，而没有提到7连。7连在随后仓促的出击行动中，虽然表现得十分勇敢顽强，但由于组织不力，未能消灭被包围的美军，战果不甚理想。至于在天黑后撤出战斗，显然是上级的决定，推测可能是美军航空兵的近距离空中支援及地面战斗给志愿军造成了较大伤亡，因而决定不再进行夜间作战。

美军在战史中对这场战斗的描绘是：在激烈的近战中，第3营在防守过程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尽管如此，美军凭借密集的炮火支援以及超过80架次的空中打击，最终成功迫使中国军队撤退。

第125师在这场战斗中遭遇了严重损失，三个团（373团、374团、375团）合计有3600名士兵阵亡，这迫使他们在2月1日退出了战斗。而与此相比，美军的伤亡人数仅为56人。

这是一场朝鲜战场上相对冷门的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对于屡战屡败、士气低落的美军来说，却起到了提振士气的作用。因此，双联隧道战斗成为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标志性战役之一。美军将其与军隅里战斗、长津湖战役、砥平里战斗和“伤心岭”战役等着名战役相提并论，作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由此可见他们对这场战斗的高度重视。

当志愿军即将发动进攻时，驻扎在横城和砥平里的美军与韩军，已在整个战线形成了孤立突出的态势。驻守这两个突出部的分别是美军第2师的一部分及韩伪5师和伪8师。

美军第2师原本隶属于第9军，在第二次战役中于军隅里和龙源里一带遭到志愿军的沉重打击。根据美军的战史记载，仅在11月25日至30日间，该师的战斗伤亡人数就达到了4500人，其中包括237名军官。

按当时编制计算，这一伤亡数字占全师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非战斗伤亡，全师减员总数达到8662人，超过了全师总额的一半。更为严重的是，武器装备的损失也相当惨重，共有64门火炮和上百辆汽车被毁或遗弃。

美军战史指出：“这一数字明确显示，第2师已无作战能力。”

在遭受重创后，该师主力曾一度撤退至三七线附近的堤川进行休整，并转归第10军指挥。在第三次战役期间，该师被调往原州负责防御任务。期间，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以该师训练水平欠佳和非战斗减员率过高为由，要求李奇微撤换师长麦克莱尔，改由军参谋长克拉克·诺夫纳接任。

实际上，麦克莱尔刚刚接替因清川江战役惨败而被免职的凯泽，担任第2师师长才一个多月。诺夫纳接替麦克莱尔，意味着第2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更换了两位师长。

“围捕行动”开始时，第2师按照团和营的编制组建多支队伍，以威力侦察为前锋，行进在中线美军的前方。

2月2日，该师一部抵达横城，3日又推进至砥平里。在它的东侧，是沿着横城至洪川轴线向北推进的韩军第5、第8师，及美军第2师第9团组成的支援部队。

2月7日，韩军第5、第8师在美军两个营的配合下，继续向前推进，逐步抵达横城以北和以东地区。而驻扎在砥平里地区的美军则保持原地未动。

在志司的密切关注下，这一动向至关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中线、东线反击时机的掌控以及首战目标的确定。

在第四次战役初期，志司曾先后提出两个作战方案：一是由第42军从砥平里南部进攻骊州，二是让人民军第2、第5军团进攻横城。然而，由于担心面对的敌军力量较为强大，无法在短时间内取得战斗胜利，最终这两个方案均被取消。

小主，

志司认为，要实现“西顶东反”的战役目标，中朝军队一旦发起进攻，必须确保行动具备决定性。要么不反击，一旦反击，就必须取得足以影响全局的成果。

然而，由于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要创造出能够打赢这样有把握之仗的条件并非易事。一方面，西线战局告急，2月3日敌军已突破汉江以南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也岌岌可危，难以长久坚守。

2月5日晚，中朝联合司令部决定将第50军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主力调往江北，汉江南岸仅剩第38军独自坚守，局势已经十分危急。另一方面，中线的邓集团各部队仍在推进和集结，尚需一些时间才能完成反击作战的准备。

虽然志司于4日下达了“提前集结完毕，提前开始战役反击”的命令，但各参战部队直到6日才能全部行动，比原计划只提前了一天。原定12日晚发起的反击，最快也只能提前到11日晚，依然仅仅早了一天。为了抓住战机，志司要求邓集团所属部队加快行动步伐，并对各军的开进时间、行军路线和行进速度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具体的规划，亲自进行督导。

为掩护邓集团各军的集结和开进，志司多次指示负责牵制和阻击的部队缩小阵地，控制重要点位，坚持数日，以确保反击部队顺利部署。

2月7日14时，志司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先攻击韩军第5师和第8师（横城方向）；第二种方案是优先进攻美军第23团及法国营（砥平里方向）；第三种方案则是同时对这两处敌军展开打击。

对于这三个方案，最初倾向于优先攻打砥平里。

2月3日，美军第23团抵达砥平里的当天，志司立即致电第38军和第42军下达指示：

第114师归属于第42军指挥，首先歼灭美军第二师的第23团及法军营地，此举非常好。4日，志司向中央汇报道：

“四十二军主力将在四日拂晓前后集结于砥平里附近，随后与三十八军一一四师联手，首先消灭美军第二师的第二十三团及法国营。如果顺利完成任务，将继续向牧溪里推进。”

志司最初将解决砥平里问题列为优先任务，并计划尽早、迅速发起进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线战场的巨大压力所致。他判断，汉江以南的第50军和第38军最多只能坚守到6日晚。如果能在此之前对砥平里的敌军展开反击，便可有效缓解西线的压力。

然而，原定于4日或5日对砥平里的攻击并未如期展开，其主要原因在于作战准备尚未完全到位，贸然行动的成功几率较低。此外，砥平里和横城的敌情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因此，志司在发电征询邓华、韩先楚等人意见时，并未透露任何倾向性，而是将几个方案一并呈现，供他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从以上电文可以看出，这次反击首战目标的选择基于两个前提：首先，第39、第40军作为反击主力，能否按时在预定地点展开；其次，该方向的美韩军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会推进到什么位置。

鉴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志司一方面命令第42军等承担掩护任务的部队坚决阻止敌军推进，确保主力部队能够安全集结；另一方面，要求后续各军加快行军速度，并将第39军和第40军的集结区域从龙头里和阳德院里一带向西调整，以缩短前进距离。

另外，还要求第42军“及时将当前情况通报给各军，并认真研究战役部署，待邓华同志抵达后提供参考”。

8日16时30分，因迟迟未收到邓华的回复，志司再次发电，要求尽早发起攻击，强调要抓住战机。之所以选择先攻砥平里，是因为担心横城和砥平里的两股敌军会合，导致志愿军错失在中线和东线反击的良机；或者，如果西线抵挡不住，美军主力向东调动，整个反击计划将被完全打乱。

因此，尽管尚未收到邓华的反馈，志司便已提前决定“集中三个军的主力，优先歼灭砥平里附近的敌军”。

韩先楚主张优先攻占砥平里，不仅因为这样可以减轻西线的防御压力，更因为他预见到“歼灭砥平里敌军后”可能会导致“敌军全线崩溃”，从而更有利于韩集团与邓集团的联合作战。

接下来的几天里，韩先楚始终在为配合砥平里作战而制定西线各部的出击方案。他不仅要求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坚守江防，并为“向预定地区插进”做好准备，还特别指示第38军“无论付出何种代价，必须采取积极行动”。

在巩固现有阵地的同时，第38军还要准备派出一个团向梨浦里东北方向发起进攻，切断梨浦里至曲水里的公路，阻止敌军从该地向东合围；此外，另派两个团向梨浦里至利川的公路发起攻击，并组织小部队深入敌后破坏道路。

作为中线邓集团的指挥官，邓华主张首先攻打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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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初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邓华在此将作战重点放在砥平里以北的杨洪公路一线（广滩里、三加里、龙头里皆位于此线上），计划集结第39军和第42军的主力，总计5个师兵力，集中攻打美军的两个团；同时以第66军、第42军的一个师和人民军的两个军团，分别对韩军第8师和第5师发起攻击；而第40军的主力则前推至原州西北，负责阻击援军。

这与志司在7日提出的三个方案大致吻合，同时也未明确指出先攻打哪里。

关于先打砥平里的电报签发于8日16时30分，而邓华的“预先作战方案”则在8日12时签发，时间上比彭德怀的电报早了四个半小时。然而，志司的电报中并未提及邓华在电报中提出的意见，反而写到“如何具体部署请邓华同志速决速告”，这表明彭德怀在拟写先打砥平里的电报时并未看到邓华的“预先作战方案”。

志司在发出“先打砥平里”指示后不久，又改变了主意。8日23时，再次致电邓华、韩先楚和金雄，在这份电报中，调整了原先“先歼灭砥平里之敌为利”的判断，改为“先攻打横城附近之敌”。然而，这依然不是最终的决定。

此后，志司签发的作战电报中，对首战目标的表述出现了多次反复。

9月10日凌晨1时，再次致电指示邓华：

“我们于九日20时集中主力先攻打砥平里，两个电报中的具体部署存在一些差异，最终如何进攻，由你来做最后决定。”

邓华在收到电报后，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先攻打横城。根据当时的战场态势来看，砥平里和横城的敌军都处在突出部，这为我方攻歼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鉴于当时的兵力状况，志愿军并不具备同时消灭两处敌人的能力，只能选择先集中力量攻击一处，再对另一处采取行动。首先攻击砥平里有其优势：可以直接动摇敌军西线的主要进攻力量，减轻汉江以南的防御压力，同时还能缩短第39军和第40军向战区的进军距离，减轻部队的疲劳。然而，问题在于砥平里的美军战斗力较强，如果在一两个昼夜内无法迅速解决战斗，周围敌军可能从三面增援，给反击部队带来不利局面。

首先攻击横城的好处在于，虽然敌军兵力众多，但主要是韩国部队，战斗力相对较弱，尤其是其两翼暴露，这为邓集团的主力在东线人民军的配合下实施合围提供了有利条件，初战获胜的可能性较高。然而，问题在于横城距离西线战场较远，即便成功后继续向南推进，若遇阻力，也难以动摇美军的整体进攻部署。

总的来说，先攻打砥平里还是横城，各有其利弊。

攻打砥平里虽然风险较大，但收益也更加可观；而攻打横城风险相对较小，但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决策的关键在于对风险、代价和收益之间的权衡。志司之所以在首战目标上犹豫不决，正是因为既希望争取最大的利益，又不愿承担过高的风险，因而左右徘徊，一时难以找到理想的平衡点。

韩先楚之所以重视对砥平里展开攻歼，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在这一地区发起进攻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凭借他的指挥风格，他愿意为此承担风险，甚至不惜付出代价。

邓华经过全面权衡后，最终决定首先攻打横城，这是在众多方案中选择了一个相对稳妥的策略。换句话说，在权衡风险与收益的过程中，他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那一方。

需要指出的是，志愿军在前几次战役中的成功经验，对此次战役首战目标的选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都是通过反击取胜，战术上选择在韩军薄弱处打开突破口，随后顺势而进，迂回打击美军主力的侧后方，造成其整体部署混乱，迫使美军不得不全线撤退。

这次战役的反击依然选择了首先攻打横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前两次战役的反击模式。作为志愿军统帅，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军事民主的风范，通过广泛听取意见并勇于自我否定，实属难能可贵。

当时，志司与邓指之间没有有线电话的沟通，而无线电话在战役开始前无法使用，只能通过电台联系。然而，涉及战役部署的电文通常较长，一个往返过程往往需要数小时，这必然会延误战机。为确保信息能够及时传递，参谋长解方改变了司令部的工作流程，指示志司和邓指的作战、机要以及通信电台人员同时上岗，每班由两人值守。

大将军一旦开始口述电文，志司内部便立刻展开流水作业：起草一组、翻译一组、发送一组，确保电文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发出。通过这一方式，从发电到收到回电，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解方将这种方式称为“救火车”，后来逐步发展为一种制度，并有了正式名称——“电台全程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