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高校招生意见放宽了许多条件，既设有年龄限制，又没有政审限制，还没有学历限制。也就是说，只要愿意参加考试，都有资格报名，按考试成绩分层级、分学校择优录取。
但是，那时的成年人都是单位人，都在一类社会组织的下从事社会活动。他们共同的证件是户口，而户口又分城市居民和农业人口两大类，知青的户口是农村户口，每个人户口的工作单位内容会随工作单位的变换而更新。
例如，农村户口中年满18岁的公民的工作单位都是XX县XX公社XX大队XX生产队社员，如果参军或推荐上大学、抑或提拔为公社干部，户口会迁出到所在的单位，重新填写工作单位；
再如，知青下乡后，户口是农村集体户口，工作单位都是XX县XX公社XX大队XX生产队知青，升学、当兵、招工、提拔为公社以上干部后便从集体户口中迁出，到新的单位重新填写工作单位；
又如，农村户口无论是集体户口，还是家庭户口，一旦提拔为公社以上干部，都会农转非，改为城镇户口，发给你家庭或集体抑或个人户口，重新填写你的工作单位；
还如，农村的退伍兵复员回到农村，户口会迁回本地或新的大队和生产队，而升学回到原公社后即改为非农业户口，和提干的身份相同，但是，这类人出去的多，回来的少。
集体户口不能由个人携带做为证件，就会由有公章的单位出具证明，也就是开介绍信。农村生产队没有公章，最基层的证明单位是大队，因为大队的治保主任承担着户籍管理职责。
云鹏、红梅都是单身，集体户口都在县委办公室行政科，连柳维嘉也在其中。行政科只管理他们的生活物资，诸如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等一切供应票证。因为他们吃食堂，票证便归行政科统一调配。而报考涉及到职务变化，必须得到组织部同意才能出具证明。
刚恢复高考，有许多特殊情况没有具体规定，组织部只能按照组织工作的规定，以选举法为依据提出：各级党委的委员是经过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在届满之前要离职必须先辞去委员职务。
而要辞职就要履行组织程序，而要履行组织程序就要开全委会，而召开全委会又必须经常委会研究决定，如果常委会不接受你的辞职报告，这一程序就履行不了。为此，在红梅的劝阻下，云鹏放弃了报考。
柳维嘉不是县委委员，她的辞职比云鹏和红梅简单一些，只需县常委会就可以做出决定，辞去职务就行。
可是，就在这时，秦书记却被提拔到省农业大学担任党高官兼校长，升为副厅级了。
秦书记临行前找到柳维嘉对她说：“恢复高考就年年都招生了，我去省农大后就向上请示，择优招收在职农业技术人员带职上大学，但需要时间，你今年做好准备，明年报考省农大。”
特立独行的柳维嘉在秦书记一走，便向新接任的县高官，原省农业厅办公室主任石亚超提交了辞职报告，理由是报考省农业大学。
在常委会上，石书记听了云鹏的介绍，做出了一个提议，允许她参加高考，考上再履行组织程序，考不上继续担任现在职务。常委们都认为石书记的提议是照顾人才、挽留人才之举，对他爱护干部的行为而赞叹。
柳维嘉却说：“我只是检验一下自己的知识水平，考不上就回于家窝堡继续搞制种，有没有职务，给不给工资，是什么身份都无所谓，我要顶替秦玉和维美，能让于家窝堡富得冒油的。”
她报完名就回于家窝堡和秦玉、柳维美去复习功课了。
红梅不想参加高考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她理想的报考院校，她想报考培养记者或编辑的院校，那时没有这样的专业学院。
心思慎密的红梅在劝云鹏时说，考大学有三个目的：一是改变身份，二是学习专业知识，三是实现自己的理想。你我现在的身份已经在同龄同类人中首屈一指了，要学习专业知识就要考入高等级的院校，让我们降低身份去参加百里挑一的角逐，是在冒险，你有把握考上北大吗？我们的理想应该和现实相联系，我要当记者或编辑，目前的职务和理想相关，只是级别低了一些，但是想去地区和省报社还是有机会的。你的理想是考北大，北大是文科院校，既然你改变了当工程师的理想，就应该追求政治上的发展，上党校是最好的选择。
云鹏最担心的是考不上北大，他知道取消年龄限制，取消政审，男女不限的政策增大了竟争力，自己理科缺腿，已经败了一半，而北大是全国招生的大学，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很难考上，放弃已经取得的地位去追求那么高的目标，属实风险太大。要学习文科，党校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是给自已身份量身定做的去处，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他不想马上就范，反问红梅道：“那你咋不选择去党校呢？”
红梅很真切地说：“咱俩都走了，谁来经管苏日娜啊！”
云鹏被红梅这句话感动了，苏日娜是云鹏的又一个软肋，他视她为自已的幸运天使，没有她，就没有马市的崛起，也没有资金去建大车厂、砖厂，也当不上大队书记，更接触不到朗布，得到秦书记的提拔。对她，云鹏是愿意豁出一切的。于是，他说：“如果你有机会，我会留下来照顾她的。”
红梅说：“我比你更适合经管她，我的职务也比你选择的面广，你不能总干农业，应该向地区发展，凭你经商的头脑，可以当地区商粮供的一把手，现在是你增长资历的阶段。”
云鹏被红梅说服了，全然不顾他和孙英敏的约定，放弃了报考的想法，他把这定为识时务为俊杰。
孙英敏在恢复高考消息发布后，给云鹏来信了，仍然催促他考北大，大有为他规划人生的意味，却没说她父亲对他们相恋的态度。云鹏感到了双重压力，哪一重压力都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
他回信告诉她，是客观原因使他无法报考，既然恢复高考了，明年看形势再考也不晚。
但是，她却发来了一个电报——辞职也要考！
这使云鹏感到，两人已没有共同语言了，从而产生了逆反心理，对她的强势有了反感。
1977年的高校招生意见放宽了许多条件，既设有年龄限制，又没有政审限制，还没有学历限制。也就是说，只要愿意参加考试，都有资格报名，按考试成绩分层级、分学校择优录取。
但是，那时的成年人都是单位人，都在一类社会组织的下从事社会活动。他们共同的证件是户口，而户口又分城市居民和农业人口两大类，知青的户口是农村户口，每个人户口的工作单位内容会随工作单位的变换而更新。
例如，农村户口中年满18岁的公民的工作单位都是XX县XX公社XX大队XX生产队社员，如果参军或推荐上大学、抑或提拔为公社干部，户口会迁出到所在的单位，重新填写工作单位；
再如，知青下乡后，户口是农村集体户口，工作单位都是XX县XX公社XX大队XX生产队知青，升学、当兵、招工、提拔为公社以上干部后便从集体户口中迁出，到新的单位重新填写工作单位；
又如，农村户口无论是集体户口，还是家庭户口，一旦提拔为公社以上干部，都会农转非，改为城镇户口，发给你家庭或集体抑或个人户口，重新填写你的工作单位；
还如，农村的退伍兵复员回到农村，户口会迁回本地或新的大队和生产队，而升学回到原公社后即改为非农业户口，和提干的身份相同，但是，这类人出去的多，回来的少。
集体户口不能由个人携带做为证件，就会由有公章的单位出具证明，也就是开介绍信。农村生产队没有公章，最基层的证明单位是大队，因为大队的治保主任承担着户籍管理职责。
云鹏、红梅都是单身，集体户口都在县委办公室行政科，连柳维嘉也在其中。行政科只管理他们的生活物资，诸如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等一切供应票证。因为他们吃食堂，票证便归行政科统一调配。而报考涉及到职务变化，必须得到组织部同意才能出具证明。
刚恢复高考，有许多特殊情况没有具体规定，组织部只能按照组织工作的规定，以选举法为依据提出：各级党委的委员是经过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在届满之前要离职必须先辞去委员职务。
而要辞职就要履行组织程序，而要履行组织程序就要开全委会，而召开全委会又必须经常委会研究决定，如果常委会不接受你的辞职报告，这一程序就履行不了。为此，在红梅的劝阻下，云鹏放弃了报考。
柳维嘉不是县委委员，她的辞职比云鹏和红梅简单一些，只需县常委会就可以做出决定，辞去职务就行。
可是，就在这时，秦书记却被提拔到省农业大学担任党高官兼校长，升为副厅级了。
秦书记临行前找到柳维嘉对她说：“恢复高考就年年都招生了，我去省农大后就向上请示，择优招收在职农业技术人员带职上大学，但需要时间，你今年做好准备，明年报考省农大。”
特立独行的柳维嘉在秦书记一走，便向新接任的县高官，原省农业厅办公室主任石亚超提交了辞职报告，理由是报考省农业大学。
在常委会上，石书记听了云鹏的介绍，做出了一个提议，允许她参加高考，考上再履行组织程序，考不上继续担任现在职务。常委们都认为石书记的提议是照顾人才、挽留人才之举，对他爱护干部的行为而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