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兴的是柳维嘉，她的计划是1979年通过铁单4和丹玉3的密植，每垧分别增加2000株和4000株，使粮食总产量增加8%，达到16亿斤。她按这个计划算了一笔账：
1971到1975年，怀仁县的粮食平均亩产是270斤左右，总产7亿斤，社员口粮是4.7亿斤，征购粮任务是2亿斤，余下的3000万斤是种子粮、饲料粮和储备粮。
1976年粮食总产达到10亿斤时，超卖的3亿斤粮食每斤只奖励了1分钱，多卖了300万元，摊到80万农民身上，每人一年增收3.75元。
如果1979年粮食总产达到16亿斤，则有10亿斤是超卖粮，提价20%，按每斤粮9分钱算，就增加到了1毛零8厘，再加上1分零8厘的50%是9厘钱，可使每斤粮价达到1毛1分7厘，提价2分7厘，10亿斤就是2700万元。
去年粮食总产是14.5亿斤，比1975年增收了7.5亿斤，按原政策每斤增加1分的话，只增加750万元，按新政策则可增收了1680元，农村人口平均年增收18.6元。按平均5口之家算，可增收93元。原来日值8毛的生产队，一个劳力一年可挣288元，现在则可挣到384元，因此，日值能超过1元钱。加上妇女参加劳动再挣一半工分，就能达到576元，家庭收入可以翻番。
她让宣传部把这笔账算精细了，向社员做宣传，以提高社员们的积极性。
云鹏见柳维嘉算账了，他在她的基础上也算了一笔账：
当粮食达到16亿斤时，粮食总产值可达到1亿9200元，税收能达到576万元；公社统筹款能达到384万元，平均每个公社12.8万元；大队提留款也能达到576万元，平均每个大队1万4400元；生产队积累款能达到960元，平均每个生产队3000元。
1亿9200元是产值，纯收入按40%算是7680万元，除以100万农村人口，每人是76.8元，5口之家的收入是384元，按柳维嘉算的家庭平均收入额还差192元，乘上18万户就是3456万元。
他又按“五业”做了计算：
畜牧业是有6万户达到人均一畜，有40%出栏是两头猪的话，就是12万头猪，一头猪200斤，可卖120元，产值是2400万元，一头猪得吃掉200斤粮食，按苞米收购价1毛1分7算是23元，能收入97元，总收入是1164万元。
建筑业生产1亿块砖，每块卖5分钱，产值是500万元，收入是400万元；石灰厂产值是320万元，需釆石、运输、烧窑、人工等，利润能达到40%就算烧高香了，才能收入120万元；沙场釆沙4万吨，产值200万元，利润120万元；合计产值1020万元，收入640万元。
运输业按吨公里算产值是432万，赢利按30%算是130万左右。
食品业熟食加工厂产值80万，赢利20万；食品联合加工厂产值160万，赢利40万；作坊业产值200万，赢利100万；合计产值440万，赢利160万。
商贸业收入无法计算，用两个糠醛厂顶替，产值360万，利润300万。
五业总计产值4652万，赢利2394万，尽管算得超过了那个数，但是，他回过头核算时发现，不仅收入算得过高，而且那些收入有很多是在当年实现不了的；即使实现了，也要偿还贷款或赊欠款；还有收入最多的畜牧业，原计划是10万头猪，增加了2万头，屠宰和调运能否配套还是一个问题。
于是，他不算了，跟柳维嘉议论起来。一议论才把柳维嘉说醒了，她拍着脑门说：“怨我！怨我！是我把60%的投入给忘了。咱们快去找王虎臣，重新算账，是我被高兴冲昏了头脑。”
两个人去了宣传部，王虎臣正在核算那些数据，见到柳维嘉便说：“我发现这些数据有些问题，粮食价格提了2分7，这收入就翻番了，有那么大幅度吗？”
柳维嘉说：“是我的错，我忘了把1亿9200万乘上40%了。咱们三个再重算一遍。”
王虎臣提出：“要让百姓看明白，咱们还是按社员们熟悉的算法去算好一些。”
云鹏也提议说：“算账的目的是要让农民体会到中央对农民的关注、关心和关怀，进而调动他们种田的积极性，我们不能光用数据，还要用语言去描述。”
柳维嘉接受了两个人的建议，三个人合作写出了一个以《一年收入早知道》为题的宣传稿。
这个宣传稿的开篇由王虎臣书写，他回顾了从1971到1978年农业发展历程：
“怀仁县1971年以前有耕地16万垧，作物主要以麦子、苞米、高粱为主，亩产在200斤左右，人均口粮是360斤。在布朗书记的带领下，在沿东辽河的9个公社开垦水稻，增加了3万垧水田，又将个人开垦的7万垧小片荒收归生产队，才使1971年全县的粮食总产提高到了平均亩产240斤，总产5亿斤，人均口粮480斤，卖余粮1亿斤，留种子、饲料、储备粮1600万斤。到1975年粮食增产到7亿斤，农村人口也达到了90万，人均口粮提到了520斤，卖余粮2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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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柳维嘉写的第二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五年不变”的决定，使我们县的征购粮任务定在了2亿斤，超过这个数均为超售，按总数提价20%，再超的再加提价差额的50%的政策，我们的苞米价格可提到8分钱，小麦和水稻可提到1毛9分5厘，经综合后平均一斤粮食可卖到1毛2分钱。今年粮食产量计划达到16亿斤，但是，农村人口也提高到了100万，只能卖出9亿斤，每斤1毛2分钱，可收入1亿零800万。按40%算收入为4320万，按3200个生产队平均每队25万分算，一分可达5分4厘，日值能达5毛4分钱。加上5.2亿斤的口粮款按1毛计算，是520万元，可增加日值6分钱，使日值达到6毛钱。最后是制种，每个生产队只耍完成一项制种任务，就能收入5000元，日值达到2毛钱。”
接下来云鹏写了第三段：“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认定了农林牧富渔统筹发展的方针，我们的畜牧业要大发展，达到户均一头猪的水平，出栏12万头猪就能可收入1164万元；每个生产队还可以开一个作坊，还可以种树、开渔塘，使农林牧副渔总收入达到1164元，占粮食收的26%以上，达到日值2毛以上，总日值就能达到1元钱。”
最后三个人合写了尾段：“号召所有社员听从指挥，认真落实种植计划，积极发展畜牧业，发扬热爱集体，以队为家的精神，以优异的成绩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
最高兴的是柳维嘉，她的计划是1979年通过铁单4和丹玉3的密植，每垧分别增加2000株和4000株，使粮食总产量增加8%，达到16亿斤。她按这个计划算了一笔账：
1971到1975年，怀仁县的粮食平均亩产是270斤左右，总产7亿斤，社员口粮是4.7亿斤，征购粮任务是2亿斤，余下的3000万斤是种子粮、饲料粮和储备粮。
1976年粮食总产达到10亿斤时，超卖的3亿斤粮食每斤只奖励了1分钱，多卖了300万元，摊到80万农民身上，每人一年增收3.75元。
如果1979年粮食总产达到16亿斤，则有10亿斤是超卖粮，提价20%，按每斤粮9分钱算，就增加到了1毛零8厘，再加上1分零8厘的50%是9厘钱，可使每斤粮价达到1毛1分7厘，提价2分7厘，10亿斤就是2700万元。
去年粮食总产是14.5亿斤，比1975年增收了7.5亿斤，按原政策每斤增加1分的话，只增加750万元，按新政策则可增收了1680元，农村人口平均年增收18.6元。按平均5口之家算，可增收93元。原来日值8毛的生产队，一个劳力一年可挣288元，现在则可挣到384元，因此，日值能超过1元钱。加上妇女参加劳动再挣一半工分，就能达到576元，家庭收入可以翻番。
她让宣传部把这笔账算精细了，向社员做宣传，以提高社员们的积极性。
云鹏见柳维嘉算账了，他在她的基础上也算了一笔账：
当粮食达到16亿斤时，粮食总产值可达到1亿9200元，税收能达到576万元；公社统筹款能达到384万元，平均每个公社12.8万元；大队提留款也能达到576万元，平均每个大队1万4400元；生产队积累款能达到960元，平均每个生产队3000元。
1亿9200元是产值，纯收入按40%算是7680万元，除以100万农村人口，每人是76.8元，5口之家的收入是384元，按柳维嘉算的家庭平均收入额还差192元，乘上18万户就是3456万元。
他又按“五业”做了计算：
畜牧业是有6万户达到人均一畜，有40%出栏是两头猪的话，就是12万头猪，一头猪200斤，可卖120元，产值是2400万元，一头猪得吃掉200斤粮食，按苞米收购价1毛1分7算是23元，能收入97元，总收入是1164万元。
建筑业生产1亿块砖，每块卖5分钱，产值是500万元，收入是400万元；石灰厂产值是320万元，需釆石、运输、烧窑、人工等，利润能达到40%就算烧高香了，才能收入120万元；沙场釆沙4万吨，产值200万元，利润120万元；合计产值1020万元，收入640万元。
运输业按吨公里算产值是432万，赢利按30%算是130万左右。
食品业熟食加工厂产值80万，赢利20万；食品联合加工厂产值160万，赢利40万；作坊业产值200万，赢利100万；合计产值440万，赢利160万。
商贸业收入无法计算，用两个糠醛厂顶替，产值360万，利润3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