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又称江左，长江自柴桑（今九江）往建业（今南京）一段的皖江为西南往东北走向，于是将大江以东的地区称为“江东”，江东之称始于汉初。

江东隶属于扬州，下辖六郡，分别是吴郡（郡治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会稽郡（郡治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丹阳郡（郡治初在宛陵，后移至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豫章郡（郡治南昌县，今江西省南昌市）、庐陵郡（郡治西昌县，今江西省泰和县）、庐江郡（郡治皖城，今安徽省潜山市）。

自东汉起，江东发展成为富庶之地，同时也成为大汉政权的财赋重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军阀割据混战，吴郡富春县孙氏孙坚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升任长沙太守，拥兵自居，成为割据首领。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孙坚长子孙策，年轻有为，领其父部下千余人，渡江统一江东，占据江东六郡，曹操以朝廷的名义表孙策为讨逆将军 ，册封为吴侯。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被其所诛杀的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行刺所伤，不治身亡，年仅二十六岁 ，临终前遗令其弟孙权继位。

孙权为孙坚第二子，年仅十八岁就从亡兄孙策的手中接过了江东大旗，孙权上书交好曹操，被大汉朝廷任命为讨虏将军、会稽太守。

江东孙家虽然取得了江东的统治权，但是江东政权内忧外患、风雨飘零，年轻的孙权面临着复杂艰巨的考验。

首先是内部，江东世家大族对孙氏集团心怀不满。

由于孙家的家族门第不高、根基不深，并非江东的豪门望族，所以江东的世家大族看不上孙家。另外，孙策统兵平定江东时，采取了铁腕手段，对于不配合的世家或者士人直接粗暴杀戮，妄图利用强硬手段迫使江东世族与其合作。

孙策因屠杀江东士族而导致江东世家大族的不合作，使孙氏政权的统治根本无法渗透到基层，统治基础非常薄弱。

当初，孙策在袁术手下时，还被袁术派去攻打庐江，当时的庐江太守是陆康，陆康在城陷后死去，“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

陆氏家族的悲惨遭遇，与孙策直接有关，甚至是孙策一手造成的。而陆氏为吴郡大族，即后来的“朱陆顾张”四大家族之一，孙策残害陆康一门，无疑会引发江东各大家族的兔死狐悲之感，共同敌视孙策。

陆康的庐江太守一职，是东汉朝廷任命的，孙策攻打庐江，逼死朝廷命官，是严重破坏东汉王朝政治秩序的叛逆之举。经此一役，孙策在江东人的心目中已成叛贼、声名狼藉。

后来孙策又渡江进攻刘繇、王朗，刘繇是扬州刺史，王朗是会稽太守，都是朝廷命官，孙策攻打他们，再次扮演了秩序破坏者、非法入侵者的角色，结果只能更加恶化他在江东世家大族人士心目中的形象。

除了江东世家的敌视外，孙氏家族内部也有野心家虎视眈眈 。

最让孙权要命的，是孙氏家族内部觊觎孙策之位的野心家。孙氏家族人丁兴旺，人才济济，是孙坚、孙策起家创业的重要倚靠，但能力强的人往往眼光也高，孙氏家族中一些手握重兵的同族，特别是那些辈分高、资历深的族人，他们野心勃勃，试图在群雄逐鹿的历史舞台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孙策、孙权的堂兄孙暠，时为定武中郎将，在孙策死后，出兵进攻会稽，摆明了是造反，企图占据会稽后再取孙权而代之。

他们的另一位堂兄孙辅，身为庐陵太守却与曹操暗通款曲，打算脚踩两只船，搞政治投机。与孙暠相比，孙辅的反意还不算明显，但也是潜伏在孙权身边的一大危险人物。

除了内部这些不稳定因素外，外部的山越盘踞险地，伺机作乱。

山越是两汉魏晋时期在长江以南的山区地带割据的武装势力，其中百越部落占较多的成分，所以称为“山越”。

但实际上，山越之中也有不少江东当地的汉人世家大族，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在东汉王朝的体制内占据一席之地，走上与政府对抗的道路，遂占山为王，实行武装割据。

这一部分人也称为“山寇”，有时也称为“宗贼”，即以宗族势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叛军，其首领则称“宗贼帅”或“宗帅”。

宗贼在山区割据的做法和山越完全一模一样，甚至相互联合，与山越很难区分开来，因此也往往被江东官府视为山越。

山越占山为王，分割了地方的土地与人口，削弱了官府的税源与兵源，与来到江东抢地盘的孙策很快就发生了正面冲突。

孙策在经略江东时，主要目标是攻取郡县城池，尚未来得及将政权机构深入乡村、山区等基层，所以当时的孙氏政权看起来兵力强盛，但统治基础非常薄弱。

这些山区、深林等深险之地大多被山越、宗贼所占据，不仅分割了孙权的经济基础，而且随时可能威胁孙权所占据的郡县城市。

孙权刚刚继位，丹阳太守孙翊和宗室重臣孙河遭到杀害 ，豫章、会稽等地数万山越也伺机作乱，山越成为孙氏政权的腹心大患。

就在这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下，年轻的孙权掌管江东，但江东的英雄豪杰分散在各个州郡，并未和孙权建立起君臣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此时江东张昭为文臣领袖，周瑜为武将之魁，二人认为孙权能够成就大业，所以倾心拥戴他，周瑜从外地带兵前来奔丧，留在吴郡孙权身边任中护军，同长史张昭共同掌管军政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