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为推动经济发展，大规模举借外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米国金融机构和受米国影响的国际金融组织。

到1982年，其外债规模急剧攀升至近900亿美元。

随着美元进入升值周期，阿根廷债务负担呈几何倍数增长。

为偿还巨额债务，阿根廷不得不大量抛售粮食储备以换取美元。

在此期间，米国金融资本凭借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蓄意压低国际粮食价格。

1985 - 1987年，阿根廷粮食出口价格较以往平均水平降低约20%，被迫陷入低价抛售粮食偿债的恶性循环。

同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作为全球农产品期货交易的核心枢纽，成为华尔街金融巨头操纵价格的主战场。

1988年阿根廷金融危机期间，华尔街在大豆期货市场联手恶意做空，短短两个月内，大豆期货价格暴跌约35%。

消息传至阿根廷，大豆种植户们忧心价格持续下滑，无奈之下纷纷低价抛售手中大豆。

米国粮商瞅准时机大量收购，而后通过一系列市场操纵手段推动价格回升，从中谋取暴利。

米国长期奉行农业补贴政策，补贴范围覆盖农产品生产、储存、销售等全流程。

1989年，米国农业部数据显示，当年农业补贴金额高达22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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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举措使得米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拥有显着的价格优势。

以小麦为例，米国小麦到岸价常常比阿根廷小麦低10% - 15%。

大量低价的粮食如潮水般涌入国际市场，阿根廷粮食出口遭遇严重阻碍，国内粮食价格也被大幅拉低。

在贸易协定方面，米国凭借经济霸权，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谈判中迫使阿根廷接受诸多不平等条款。

NAFTA对农产品质量标准、检验检疫程序设置严苛要求，阿根廷农产品出口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协定强制要求阿根廷开放国内粮食市场，大量米国粮食企业迅速涌入，抢占市场份额，阿根廷本土粮食企业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

随后，米国孟山都、杜邦先锋等农业科技公司在阿根廷转基因种子市场占据垄断地位。

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种子在阿根廷市场占有率超90%。

这些公司借助专利保护，严禁农民留种，迫使农民每年花费高价购买新种子。

不仅如此，配套使用特定的农药、化肥，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种植成本。

经调查，使用米国转基因种子及配套产品，致使阿根廷农民种植成本较传统种植模式提高约30%。

此外，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四大粮商深度渗透阿根廷粮食产业，牢牢控制粮食仓储、加工、运输等关键环节。

四大粮商在阿根廷投资建设大量现代化仓储设施，掌控全国约70%的粮食仓储容量。

收获季节，他们凭借仓储优势肆意压低粮食收购价格。

由于农民缺乏仓储条件，无奈只能被迫低价出售粮食。

而后，粮商通过加工、运输，将粮食高价销往国际市场，垄断阿根廷粮食产业的利润流向。

虽然林耀东提前做了准备，可粮食危机到来，他还是很有压力的。

“让我们得人提前接触非洲各国，告诉他们，只要宣布加入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联盟就会提供一批粮食供他们度过危机。”

“并且帮助他们完成农业化改革。”

“记住，暗中接触！”林耀东再次叮嘱克留科夫。

“交给我！”克留科夫答应一声，然后离开了。

等克留科夫离开，林耀东又将芙兰叫进书房：

“对外公布消息，联盟的期货市场于三天后开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