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己住所，袁可立对自己和皇帝交流的内容，仍旧难以置信。

他是实在没有想到，自己和皇帝的私下交流，定下这么多事情：

首先是内廷衙门，除了锦衣卫外，皇帝要走了詹事府、钦天监、太医院。

而且把国子监改称太学，以后皇帝要建立大学，培养大学生。

内廷和外廷彻底分开，再无含糊之处。

这是一件好事，约束皇帝以后不能再胡改乱改。

袁可立仔细记下，决定尽快上疏，定下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三法司调整，也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身上还有协理三法司的职务，担负这个重任：

刑部被大改了一番，审判职能被划给了在大理寺新设的法庭。

城区还要设立政务署、廷尉署、卫尉署，仿照行省三司，重新三权分立。

也不知这种做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

行政、司法、执法三权分立说着简单，实践中的配合，却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的。

袁可立最担心的就是锦衣卫管辖的卫尉寺乱来，文官又太强势，想要像架空都司一样，架空卫尉署衙门。

那样两方必然会爆发剧烈冲突，甚至引起皇帝干涉。

再想到锦衣卫和卫尉寺官员被皇帝定为文职军官的事情，袁可立现在明白，皇帝为何让他一个兵部尚书，负责三法司改制：

『我是兵部尚书，必然要保障文职军官权力。』

『否则兵部的武官和转任武职的文官后代都会不满，我这个兵部尚书就很难当下去。』

『陛下知道这点，所以让我负责三法司改制，保障卫尉寺职权。』

这种深谋远虑，袁可立复盘之后才想明白。

对皇帝的心机，也有了更深认识：

这位皇帝真像一些官员说的，颇类世宗皇帝。

希望他能将这些心机，更多地用在正道上。

想到世宗嘉靖皇帝的事情，袁可立心中就有一些忧虑。那位少年皇帝，绝对是太祖、成祖之后，文官的又一噩梦。任何一位文官，都不愿面对那样的皇帝。

不过想到当今皇帝划定法律法规和诏令级别，以及戒严令的事情，他觉得皇帝对外廷还算尊重，宁愿麻烦点用戒严制度夺权，也没有强行使用中旨，甚至使用廷杖——

用制度还有得争，用廷杖就没办法了。

他只能希望当今皇帝更多地是用制度，官员也不会逼得陛下用廷杖。

这样想着，袁可立觉得戒严制度要尽快定下来。不管哪一方更得利，都要用这个制度约束。免得无法弥合，皇帝以后用廷杖掀桌子。

最后就是磨勘法，以及延伸出来的官吏迁转制度，还有明法科、明算科和司法数算考试的事情。

这些对朝野都是大事，但是袁可立知道，除了武官的迁转由兵部负责、明法科和司法考试也归自己外，其它的更多是皇帝要放出风声，要通过自己传出去。

所以他打算在外人自己和皇帝的谈话内容时，多谈这些方面。

其它的需要保密，免得生出事端。

不出袁可立预料，很快就有人上门试探他的口风。皇帝特意留下一位大臣面谈，还在西苑谈论了那么久，许多人迫切想知道，到底谈了什么。

袁可立把该隐瞒的隐瞒，把官吏迁转规范和增加明法科、明算科的事情放出去，引起一片哗然——

任谁都想不到，皇帝和袁可立私下谈话，商定了这样的大事。

虽然事情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但是谁都看得出，扳倒阉党后皇帝强势，朝堂上最多小修小改，不会有大变动。

明法科和明算科的设立已是定数，官吏迁转的事情，多半也不会变。

想到自己身上的正七品官职，一位科道官员说道：

“这是嫌我们升得太快啊！”

“以后升到正五品以上，可就太难啦！”

心里有些酸溜溜，对当今皇帝有些腹诽。

以前的大明皇帝对立功科道官员经常直接加寺丞、少卿，当今皇帝继位后设立各级加衔，给半品加衔就是赏赐。

本以为这样也就算了，没想到现在又推行磨勘法和年功。没有相应年功，就无法减磨勘年份，也无法提升品级。

以后皇帝对他们的功劳，多半是赏赐一年功、两年功，而不是提升半品加衔——

皇帝是越来越小气，赏格越来越低。

就连升官最快的科道官员都是这个想法，其他官员就更不用说了。

科道官员好歹还增加了弹劾尸位素餐官员的职能，权力又大了点，立年功也更容易。

他们这些官员权力没有增加，头上却多了个紧箍咒，不立下年功减磨勘，就只能积累时间序迁。

甚至序迁都有限制，只能到正五品。没有年功的话，那就只能滚蛋。

这让那些在衙门里不理本职、只想着如何升迁的官员，对磨勘法抱怨连连：

以前的官员那么轻松，为何轮到我们就那么苦？

为何要实施磨勘法，不按原来的办法？

“原来的办法？”

“原来没有考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