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以前是不是更好？”

袁可立思索了一下，不得不承认道：

“确实比以前更好！”

“陛下更注重经义，而且能用之治国，践行先贤大道。”

经筵成为召对，而且在经筵上提出的观点，会成为朝廷政策。这让很多士子，都是欢呼雀跃。认为皇帝以经筵治国，是践行先贤道理。

刘宗周也是这个想法，所以他反问袁可立道：

“所以经筵变成这样有不好吗？”

“阳明先生说：知行合一。”

“陛下先知后行、知行合一，这是真正的圣君啊！”

“再说，约束皇帝的办法不止经筵一种。”

“陛下设立的国会，对皇帝的约束更大啊！”

想到这件事情，刘宗周就忍不住赞叹。这也是他对经筵变成召对，不太在意的原因。

毕竟经筵说是能约束皇帝，实际能做到的臣子并不多。但是国会上的万民决议，皇帝是需要认真听从的。它对皇帝的约束，远远比经筵大。

所以，在当今皇帝赞同国会设立，并且当众承诺后。刘宗周越想越对皇帝佩服，知道只有真正的圣君，才能做到这些。

与之相比，皇帝运用权术揽权等缺点，几乎都不值一提——

毕竟皇帝正在把之前揽过去的权力，交给天下万民。

甚至，想到一些大臣对举人集议的反对，刘宗周觉得皇帝揽权才好。不然国会这个机构，永远办不起来。

可以说，设立国会这件事，让很多臣子的态度，都发生了改变。

刘宗周就是典型代表，认为当今皇帝揽权并非一件坏事，只有集中权力，才能重新分配。

想着之前和皇帝的几次交流，刘宗周向袁可立道：

“袁公觉得，重制礼乐到底是什么？”

“周公为何把制礼作乐，放在第一位？”

袁可立认真思索，说道：

“礼乐就是纲纪，唯有制度明确，秩序才能规范。”

“周公制礼作乐，奠定周朝八百年天下。”

“太祖立纲陈纪，大明天下已经近三百年。”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如今大明的礼乐已经用了将近三百年，多有不合时宜之处，施行起来让人手足无措。”

“所以陛下要重制礼乐，让大明再兴数百年！”

这是他的思索，也是很多人的看法。

虽然没有人在公开场合乱说，但是以唐宋的经验来看，对于一个朝代来说，三百年就是一个槛。

很多人认为，皇帝是在为大明迈过这个槛做准备——

成功了就能避免天下崩坏，不会像以前那样，经过一个乱世之后，由新建立的朝代制礼作乐。

刘宗周还没有想过这些，听到袁可立的看法，觉得肩上的责任，又沉重了几分。

因为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如果重制礼乐失败，自己不仅可能像方孝孺那样身死族灭，甚至可能连名声都没有，所有人都会把自己看成大明覆灭的罪人。

这样沉重的责任，让他如何不感到沉甸甸。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重制礼乐成功，让大明再兴数百年，他的名声不说能比周公，也会成为天下公认的圣人。

所以他更加坚定地支持皇帝，支持重制礼乐。

想着皇帝私下里的说法，刘宗周道：

“陛下曾向我说，重制礼乐，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礼，就是秩序。乐，就是调和。”

“唯有对权力和财富重新分配，才能称得上重新制定秩序、调和社会矛盾。”

“这就是陛下心目中的重制礼乐！”

“不知袁公以为，要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首先该做什么？”

袁可立听着这个说法，只觉醍醐灌顶，把皇帝登极来做的事情，完全串联起来，喃喃道：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难怪陛下揽权的时候，还一直在放权。”

“陛下之前做的事情，也是在重制礼乐！”

想着皇帝和自己商讨的戒严法，还有规范的廷推法，以及在夺走锦衣卫的时候，又丢出来的卫尉寺。

袁可立完全明白了，当今皇帝虽然揽权，却不是沉迷权力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制定规范，要重制大明礼乐。

这让他的内心，变得和刘宗周一样，对皇帝更加支持。认为自己遇到这样的圣君，应该尽心竭力。

所以，他想着明日的经筵，说道：

“原本我打算向陛下讲《贞观政要》，现在看来，似乎讲《资治通鉴》更恰当些。”

“不知刘公以为，讲解《资治通鉴》的开篇如何？”

刘宗周听着袁可立的想法，顿时抚掌赞叹：

“确实应该讲《资治通鉴》。”

“它的开篇，就是讲礼崩乐坏。”

“要让天下人知道，礼崩乐坏后是什么样子。”

“这样才能明白，为何要重制礼乐。”

《资治通鉴》的开篇，是讲三家分晋，周天子册封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这在司马光看来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周室衰落的关键。

从此以后，天下彻底礼崩乐坏，进入战国时代。

这样的后果，谁看到都会受警示。所以刘宗周赞成袁可立讲这篇，讲解礼崩乐坏。

而且，两人心照不宣的是，那就是司马光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又说“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意思是礼崩乐坏的责任，在于周天子自己坏了礼。警示当今皇帝在重制礼乐后，也要遵守礼乐。

这样一来，自然能对皇帝带来约束。让皇帝不能随意违背礼制，造成礼崩乐坏。(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