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人在黑龙江省萝北县（现今黑龙江农垦共青农场）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黑龙江垦区，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但是，当时只是号召而已，并不是强制的。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刮风时期。

李先生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68年12月，李先生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据不完全统计，风暴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当然了，上山下乡的兴起最为关键的是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不是从后来开始，而是从一开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上山下乡并非始自风暴时期，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

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

而风暴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除了缓解就业压力外，也算得上是摒弃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

当时所有适龄没有工作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当然了，从狭义上讲，上山下乡从68年开始也不算错，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强制下乡了。

从1968年开始，主要是将大部分“老三届”毕业生分配到农村、边疆。

从1970年到1973年，由于经济发展，职工队伍的迅速膨胀，使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大部分留城工作。

从1974年到1976年，又提出经济“紧缩”政策，要严格控制职工总数的增长。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又开始以上山下乡为主。

1978年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决定在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但是实际上，1977年是最后一批知青下放。

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当然了，也有不少人为了回到城市里，抛弃了家人和子女，不分男女。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