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人对分析到的新皇帝罢黜穆彰阿的三点原因中，最担心的，就是这第三点。

新上年轻气盛，心中所知的却只有天朝义理，身旁劝谏的也都是些只知经学、旧体统的儒臣。

如今因为洋人跋扈，惹得新皇帝心生恼怒，但又完全不晓得彼此实力，自以为天朝强盛，视彼为番邦小国。

而穆彰阿、耆英，被视为朝中对外妥协的代表，又被传同洋人关系十分交好。近来洋人又屡屡生事，新皇帝已渐失耐心，更偏意气用事。

此次斥处穆彰阿、耆英很可能就代表着要改变以往的对外政策。今后朝廷在对待洋人的问题上，怕是要愈发强硬了。

这对陈家人来说，可绝对不是好消息，甚至还会祸及自身。

要说这洋人生事，似从广州入城的问题而来。

五口通商以来，各口情况大体可分成三类。

福州、厦门、宁波可归为一类，贸易规模不大，局势也属平稳。其中仅有厦门一处，因闽茶贸易渐起，又兼走私十分活跃，也才略显兴盛些。

上海和广州则各成为一类，通商、开放的情况可以说呈现两个极端。

先说上海，自通商以来，贸易额与日俱增。同时，洋人在上海租地、建屋、设厂、传教，虽有波折，但也还算平顺。

慢慢的，上海的华、洋双方，彼此相熟，日渐融合。上海无论贸易，还是洋人涌入数量，均稳居五口之首，甚至超过其他四口之和，并且有越来越盛的趋势。

反观广州。“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是大清唯一的通商口岸。所有官准的华、洋贸易，全在此进行。更有“十三行”这个拥有百余年历史的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

战争之后，英人之所以占据香港，就是为了靠近广州，是对广州寄予了厚望。

谁料，广州的外贸额不升反降。更因英国人欲依照条约租地、进城等事，与广州官、民冲突不断。

如此情形，其原因是在“鸦片战争”之时，主战场长期位于广东，且战况相对激烈，粤民与英军间已结仇恨。战后，洋人以胜利者自居，骄阳跋扈，常有当地百姓被其迫害。

粤地民风彪悍，战时既已结怨，再受到如此欺凌，便奋起抗争。

而广东的主政官员们，对洋人或采取拖延、不配合的政策，或者也持强硬的态度。使得英国人始终无法实现在广州的诉求。

就这样，广州的问题一拖就是数年，而且没有能妥善解决的迹象。

见到如此情形，英国帝国主义的代表，外交大臣亨利?巴麦尊，不断催促当时的香港总督兼在华全权代表塞缪尔?文翰爵士进行交涉。

文翰在广州屡屡受阻，无奈之下决定北上寻求办法，于这一年三、四月间，来到上海，找两江总督商议。

陈堂对此更是无奈。他无法左右朝廷的对外政策，也干涉不了广东的事情，于是只能向朝廷转呈了文翰的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