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逆袭,盛世无敌
何处是江南?
晋代的张翰说,那是秋风起时,老家菰菜(即茭白)、莼羹和鲈鱼脍的风味。
张翰是吴人,写得一手好辞赋,却看淡功名。他受晋朝征召,到洛阳为官,却看到朝政昏暗,天下必将大乱,不禁感到失望。同时,江南的美食让他朝思暮想。一日,秋风乍起,张翰长叹一声,说:“人生贵在舒适自得,岂能为了名利,飘泊于千里之外呢?”于是,他甘愿脱去官服,从洛阳辞官,回到江南。
何处是江南?
唐朝的白居易说,那是漫江春水边,迎着朝阳盛开的红花。
诗人白居易因越职言事被贬出朝,后在苏、杭为官。他在任期间,治理杭州西湖,修建苏州七里山塘,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业余期间,白居易在江南到处旅游打卡,或枕卧亭上,观赏钱塘江大潮,或邀吴地美女歌舞,品尝吴宫美酒。他写了《忆江南》三首,其中第一首写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何处是江南
金主完颜亮说,那是北宋词人柳永笔下,江南炎炎夏日里的“十里荷花”。
完颜亮读了柳永的名篇《望海潮·东南形胜》,从此对这梦幻般的美景倾慕不已,他自己也在东北的金上京种荷花,但因为气候寒冷,荷花都没活成。据说,完颜亮为了栽种荷花,将金的都城南迁到燕京(今北京),后来仍不满足,便发兵攻打南宋,结果,还没亲眼看到十里荷花,就死在行军路上。
何处是江南?
明清之际的隐士张岱说,那是冬天大雪之后,寂静湖面的孤舟和湖心亭里的温酒。
明亡后,张岱常年避居江南,他在《陶庵梦忆》中追忆前尘,想起崇祯五年冬季,湖心亭看雪的往事。那日,他乘一叶孤舟,披着毛皮衣,带着火炉,到湖心亭,才看到早有同道中人在此赏雪,他们酒炉里的酒烧得正沸,拉着张岱同饮三大杯。回程时,船夫喃喃地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正如千百年来,历史文化在江南留下的这些印记一样,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江南,可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抑或是一幅具象的画面。
那么,江南到底在哪里?2007年,《中国国家地理》曾以此题推出一期专辑,来自地理、气象、文学、历史、经济等领域的专家各抒己见,阐述他们所认为的江南定义及其范围。有人说,江南是梅雨覆盖的区域;有人说,是江南丘陵的所在地;有人说,是历史上划分的江南道、江南省;还有人说,是南方六大方言区中的吴语区……
当我们将学者们的观点融会贯通,就会发现,那个“最江南”的地方。
自古以来,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地理概念,经历了从扩大到浓缩,再到成型的塑造过程。
江南最初的含义,是“大江之南”。
中国古代神话中,水神共工与颛顼为了争夺权位,打得不可开交。共工落于下风后大发雷霆,怒触不周山,没想到竟把支撑天空的柱子给撞坏了。经过共工这么一折腾,天柱崩塌,西北地势上升,天空向西北倾斜,连日月星辰也都向西聚拢,东南土地沉降,江河百川都汇流到东南,从此,东南江湖交错、水道纵横。
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神话,但反映了中华先民对自然地理的认识,如西高东低、日月西沉、江河东流等现象。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地势呈三级阶梯状分布的特点,西部海拔高,东部海拔低,大江大河自西向东流入大海。气候差异上,西北干旱少雨,河流较少,东南湿润多雨,江湖密布。
在南方,我国第一大河——长江,从雪山走来,经过6300余千米的旅程,哺育18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在神州大地上刻画龙的图腾。古人划分江南的最早依据,正是奔腾入海的长江,巨龙之南,便为江南。
据学者考证,中国史籍中最早提及江南的是《左传·昭公三年》:
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
这是说,公元前539年,郑国国君访问楚国,名臣子产作为相礼者陪同前往。到了楚国,楚王设享礼招待郑国君臣,并在仪式上赋《吉日》这首诗。等到享礼结束,子产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狩猎用具,陪楚、郑国君一同到“江南”的云梦泽一带打猎。
这里的“江南”,主要是指长江中游以南(今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这个含义一直沿用到秦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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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水系。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同时,人们用“江左”和“江右”来指代长江下游的不同区域。由于长江在今江西九江至江苏南京段作西南—东北流向,古人以左东右西来划分地理,所以将今苏南、皖南、浙江及赣东北一带称为“江左”(也作“江东”),将这一段江水以西的部分称作“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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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楚霸王项羽早年随叔父起兵于江左,他的嫡系部队便被称为“江东子弟”。后来,项羽战败,来到长江下游的乌江渡。在项羽生命的最后时刻,乌江亭长曾愿出手相处,渡他过江。亭长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有数十万之众,亦足以称王。”项羽拒绝乌江亭长的帮助,声称:“我当初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西进,如今无一人还乡,纵使江东父老依然奉我为王,我又有何面目见他们!”于是,项羽自刎于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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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简图。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长江下游的常用称呼,还有吴、吴越、三吴等。但在实际应用中,秦汉时期的“江南”,所指的范围,往往也包括这些地区。
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
战国末年,秦国大将王翦率大军南下灭楚,平定“江南”,之后又降服越君,秦于越国故地设会稽郡。
《史记·货殖列传》描写的江南:“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司马迁说,汉代的“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等特产。相比中原,这里多雨湿润,那时医疗条件落后,很多人在这种环境下容易生病,也就不长寿。司马迁还发现,“江南”的生产方式与中原不同,当地人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并拾取瓜果螺蛤为食。这里的“江南”,也泛指长江中下游。
因此,直到秦汉时期,江南是一个宽泛、模糊的名词,泛指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在空间上没有特别严格的限制。
到了西晋末年,永嘉南渡,衣冠士族为避战乱,带着宗族、宾客、部曲,汇合流民,纷纷南下。公元317年,晋朝宗室司马睿在琅邪王氏等南渡士族的辅佐下,建立东晋,定都建康(也称建业,今南京)。据历史地理学专家谭其骧考证,永嘉南渡人口共有90万之多,其中,侨居今江苏一带的最多,约26万左右。
永嘉南渡对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开发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毋庸赘言。历史学者范文澜说:“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之后的)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文化事业发展起来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
另一方面,永嘉南渡也使“江南”的涵义悄然发生变化。
东晋之后,南方以建康为中心,依次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再加上此前三国时期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权,合称为“六朝”,建康遂有“六朝古都”之称。
东晋、南朝继承中原的衣冠礼乐,接纳南渡的中原移民,成为流民心中的乐土。当时,南方广泛流传着各种谚语,如“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乐”。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建康,与罗马并称为“世界古典文明两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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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的扬州。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故此,“江南”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联系起来,指代以建康为中心辐射的这片地区。
南朝有个诗人叫谢朓,出身陈郡谢氏,作辞写诗名盛一时,后世称为“小谢”。梁武帝萧衍说,三天不读谢朓的诗,便觉得口臭。唐代的李白也以谢朓为偶像。谢朓的《入朝曲》有一写江南的名句: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在小谢看来,江南是什么?她是富丽繁华之地,也是金陵(建康)帝王统治的政治中心。从此,“江南”不再是卑湿落后、地广人稀的代名词,而是成为文化先进、经济发达的意象,后来,就连北方边疆开辟出一片富庶之地,也会联想到遥远的江南佳丽地,将这些地方誉为“塞上(北)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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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江南”正式摆脱地理上的模糊定位,以行政建置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依照“山川形便”,将全国分为“十道”,其中江南道(治越州,今浙江绍兴)“辖五十有一州”,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自湖南西部以东直至海滨的广阔地区。
早在唐朝建立前,唐太宗的表叔隋炀帝是江南的狂热粉丝。他在位期间不恤民力,大行征伐,却做了一件对后世有功的事情,即开凿大运河。
隋炀帝大肆征发民工,开凿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开通连接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疏通连接淮河、长江的古邗沟与江南运河。这几段运河,加上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在位时开凿的广通渠与山阳渎,以及后来的广济渠,构成了隋唐大运河。
大运河在华夏大地上呈现出一个横向的“人”字,一撇贯通隋唐帝国的核心区域关中与日益富庶的江南,一捺伸向北境的幽燕之地,而一撇一捺交汇处是东都洛阳,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则是隋炀帝魂牵梦绕的江都(今江苏扬州)。后来,天下叛乱四起,隋炀帝南下江都,醉生梦死,一日引镜自照,叹息道:“好头颈,谁当斫之!”不久后,他被身边的大臣背叛,缢弑于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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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农业社会,水运就是最高效的运输方式。这条沟通南北、贯通古今的大运河,进一步巩固了江南的经济地位,但隋炀帝更让后世记住的,依然是他的暴虐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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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宋运河。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唐玄宗在位时(712-756),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治苏州)、江南西道(治洪州,今江西南昌)、黔中道(治黔州,今重庆),其中江南东道辖今江苏南部与浙江、福建地区,江南西道辖今江西、湖南洞庭湖与资水流域以东、湖北与安徽长江以南之地。
这一时期,江南、江东和吴,已经出现混用的情况。
比较典型的史料,是开元名相裴耀卿整顿漕运时的上奏:
且江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漕挽,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窃盗。臣望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
唐朝建都关中,京城长安的粮食有相当一部分依靠江南供给。但是,江南水手不熟悉北方河道,中途往往遇到阻滞,很多粮食还没运到关中就损失殆尽。于是,裴耀卿主疏浚水道,并在沿途修建仓储,分段漕运,确保南粮北运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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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有唐一代,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有“扬一益二”之称,长江下游的扬州GDP排第一,长江上游的益州(今四川成都)排第二。
作为盛唐的转折点,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755-763)也成为江南经济地位上升的契机。
安史之乱爆发后,历来被唐朝当作政治中心的关中与河洛惨遭兵燹之灾,城市、良田付之一炬,很多地方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主要的赋税来源三河(河南、河北、河东)、淮泗等地“太仓空虚,雀鼠犹饿。至于百姓,朝暮不足”。而江南再度成为移民避乱的去处,引发了永嘉南渡之后的又一次衣冠南渡,如《旧唐书》记载:“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
有了人口,也就有了更多财源。到唐代后期,江南地区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所谓“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唐朝灭亡后,南唐、吴越等统治江南地区的政权,都推行文教,发展经济,远离中原的混战割据。吴越王钱镠说:“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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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江南”的行政范围再度发生演变。
北宋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辖一府(江宁)、七州(宣、徽、江、池、饶、信、太平)、二军(南康、广德),大致包括今江苏西部、安徽南部和江西东北地区;江南西路大致包括今江西省;又设两浙路,辖今浙江、江苏南部镇江以东和上海等地。
靖康之变后,中原又一次出现大规模的南迁,史称“建炎南渡”。此后,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分两浙路为浙东、浙西两路,浙东路辖今浙江南部,浙西路辖今浙江北部、江苏南部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