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家老爷子虽然是路局的一把手，但铁路局并不是谁家的私产，不管换姓啥的当领导，都不可能他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下面的人不见得会百分百听领导招呼，要是中间再隔上一两个层级，大领导的慑服力，会呈几何倍数递减。

县官不如现管，政令只在两级以内有效的事例，数不胜数。

我问军哥对转让北方公司，有没有具体的想法？军哥回答说没啥可想的，明天上午，他准备和郭秋花直接谈一谈，如果小郭同意的话，我马上把公司过户到你名下，你再任命郭秋花担任公司经理。然后我带着小郭，把公司在铁路方面要打交道的人，挨个介绍给她，当面向对方说明，以后由郭秋花代表北方公司，和他们联系。

军哥说，郭秋花上岗后，自己会把上海方面的客户也介绍给她，让郭秋花专门跑趟上海，和用户接上头，以后就没我什么事了。

我觉得军哥这个方案好是好，但还不能让我完全安心。

朋友是朋友，利益是利益，二者之间虽然有区别，但不能一点关系都没有。

军哥虽然说，会把铁路方面的关系介绍给郭秋花，我也相信他一定会这样做的，但这种事大概率是一锤子买卖，当下的效果可能不错，但如果以后公司的业务在铁路上遇到麻烦，我估计自己不好意思再求军哥出手相助。

朋友之间，这种两难的事情相当常见。

有些事办起来有难度，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是陌生人，或者关系一般的人，可以没有顾忌地谈条件，讨价还价，但是如果对方是好朋友的话，当事者很难张开口，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往往会推得远远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朋友要做，利益也要共享，让双方都时刻意识到，自己对朋友有义务。

我和军哥就这个问题扯了好一阵皮，最后妥协下来的结果是，军哥不再担任北方公司的负责人和股东，把公司变更登记到我和郭秋花名下。

转让费不确定，根据公司后期的运营情况，分三年计算。

变更后的北方公司有两名股东，我持股百分之六十，郭秋花持股百分之四十，并担任公司法人代表和经理，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

从现在起三年内，不管公司的经营情况如何，每到位一节货运车皮，给赵军提取五百元，作为承让方向出让方分期支付的公司转让价款。

在这个方案基础上，军哥提了一个附加条件，让我掏十万元，把他那辆三菱帕杰罗买下，不然前面谈妥的条件统统不算数。

我知道军哥是用这种方式，向我为他避免了两百多万损失表达谢意，坚辞无果后只能接受。